《中华读书报》:李泽(lǐ zé卡塔尔(قطر‎厚、

2020-04-17 12:51 来源:未知

要点一

内容提要江西快3开奖结果,:道德哲学以“善如何可能”为其题中之义。从终极的层面看,道德所指向的善,总是落实于人自身的存在,在这一意义上,善如何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存在的完善何以可能。人的存在本身包含多重面向,从外在的行为,到内在的德性,从主体间的交往,到自我的实现,从普遍的社会秩序,到广义的社会生活,存在的完善体现于不同的方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出发点,道德所指向的善在个体之维表现为通过潜能的多方面实现而“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走向真实具体的存在,在社会之维则表现为赋予人的全面发展以必要的历史前提,并使社会本身达到健全的形态。作为存在的两重面向,二者本质是统一的。

李泽厚:伦理与道德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道德/价值/善/伦理关系/存在

杨国荣:与其区分伦理与道德,还不如注重道德所蕴含的几重关系。

要点二

从哲学史上看,对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康德曾提出了如下问题:“我应该做什么(what I ought to do)?”(注:参见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lated by N.K.Smith,Bedford/St.Martin's,1965,p635,以及Kant:Logic,Dover Publications,Inc.1974,p29.)按康德的看法,这一问题纯粹是实践的,属于道德的领域。(注:Critique of Pure Reason,p636.)做什么以行动为指归,尽管上述提问方式仍以“应然”为视域,但其中无疑亦涉及了道德的实践趋向。对康德来说,行为的道德性质,以遵循普遍的法则为前提:普遍的道德法则构成了行为选择的一般依据。这样,由行动的关注便自然导向对普遍法则的注重。尽管康德一再肯定意志的自律,但在内在的层面,普遍的道德法则始终是其关注的重心。(注:哈贝马斯将“我应当做什么(What should I do)”这一问题与实践理性的应用联系起来,后者具体展开为三个方面:即实用的、伦理的以及道德的,在实用的(pragmatic employment of practical reason)层面,实践理性主要为行为提供技术性、策略性的指导,此时个体的选择以偶然的态度、偏好为基础;在伦理的层面(ethical employment of practical reason),实践理性涉及对人生完善的追求、自我的实现,等等,与之相联系的是主体对真诚人生的承诺、对自我的理解、认同等;在道德的层面(moral employment of practical reason)实践理性涉及自由意志,此时个体按自我的立法行动,其行为由道德洞见(moral insight)决定。实践理性的以上三重应用,分别可以上溯到经验论—功利主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康德的道德哲学等传统。在这里,哈贝马斯多少将“成就什么”(what I ought to be)的问题也纳入“做什么”的问题,而二者同时又与规范性的讨论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哈贝马斯似乎也表现出某种康德主义的倾向:尽管哈贝马斯对康德曾作了种种批评,但以“做什么”(what should I do)来涵盖道德哲学及伦理学的主要问题,表明他在实质的层面,仍受到康德思路的某种影响。(参见J.Habermas: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ts.1993,pp1-17.)

李泽厚:权利优先于善,和谐高于正义。

与康德不同,另一些哲学家更多地关注行为的主体,其问题则可以概括为“我应该成就什么(what I ought to be)”。“应该做什么”以行为的完善为指归,“应该成就什么”则以行为主体自身的完善为注重之点。如前所述,儒家曾提出为己、成己之说,其中便蕴含着“成就什么”的问题:对儒家而言,成己意味着通过德性的培养,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同样,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系统,也以“成就什么”为题中应有之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使我们指向正确的目标”,并“担保了正确的选择”(注:Nicomachean Ethics,1144a,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Random House,1941,p1034.);道德行为并不在于一般地合乎正义,而在于“象正义与节制的人那样去做正义与节制之事”。(注:ibid.1105b,p956.)所谓象正义的人那样去做,意味着要求自我首先成为具有正义品格的主体;在这里,自我的品格、德性显然具有某种优先性。较之“做什么”,“成就什么”无疑对人自身的存在给予了更多关注。

杨国荣:权利以善为指向,善通过权利得到实现,二者无法分离,而是相互制约。

从动态的过程考察人的存在,便涉及生活本身;与之相联系的则是如何生活的问题。B.威廉姆斯曾把苏格拉底所理解的伦理问题概括为“人应该如何生活(how one should live)”。(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记叙了苏格拉底关于什么是更好的生活的提问与讨论,参见Republic,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p602-603.)按B.威廉姆斯的看法,苏格拉底的问题(Socrates' question)可以作为道德哲学最好的出发点,它优于“我们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幸福?”等问题。(注:B.Williams: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p1,p4.)与特定的行为和内在的品格、德性有所不同,生活展开于人的整个存在过程,并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在“应该如何生活”的提问中,人在过程中的存在或具体的人生成为关注的对象。

要点三

对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如上理解,无疑涉及了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不同方面。然而,如果将善的追求视为道德或伦理的实质内容,则以上的不同提问似乎难以涵摄道德的整个领域。与道德领域中善的追求相应的更本源的问题是:善如何可能?不妨说,正是后者,构成了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作为道德实质内容的善,包含理想与现实二重向度,“善如何可能”的提问亦相应地涉及理想的善与现实的善。就善的理想而言,“如何可能”的问题在于追问善的理想怎样实现(探讨其所以实现的前提和条件);就善的现实而言,“如何可能”的提问则引向现实的善所以存在的根据(从善的已有或现实形态,考察其所以形成的本源)。

李泽厚: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

从终极的层面看,道德所指向的善,总是落实于人自身的存在,在这一意义上,善如何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存在的完善何以可能。人的存在本身包含多重面向,从外在的行为,到内在的德性,从主体间的交往,到自我的实现,从普遍的社会秩序,到广义的社会生活,等等,存在的完善体现于不同的方面。以此为前提考察前文所提及的道德哲学问题,便不难注意到其中蕴含的不同意义:在“我应该做什么”这一提问之后,渗入着对行为的正当及合理的道德秩序如何可能的关切;以“我应该成就什么”为道德哲学的主要问题,注重的是完美的人格、德性如何可能;“人应该如何生活”所涉及的,则是怎样达到合乎人性的存在形态。可以看到,上述问题实质上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追问着善如何可能或完善的存在如何可能。在这里,以人自身的存在为出发点,道德所指向的善在个体之维表现为通过潜能的多方面实现而“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0页。)、走向真实具体的存在,在社会之维则表现为赋予人的全面发展以必要的历史前提,并使社会本身达到健全的形态。作为存在的两重面向,二者本质是统一的,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规定为未来社会的内在特征时,他们同时也从社会理想的角度,强调了这一点。爱因斯坦也以其科学家的洞见,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在谈到道德的意义时,爱因斯坦指出:“每个人都必须有机会发展其可能有的天赋。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得到应该属于他的满足感;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繁荣。”(注:爱因斯坦:《道德与情感》,载《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1页。)这里的天赋,可以理解为人的内在潜能。在善的如上形态中,“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注:参见R.Niebuhr: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Simon and Schuster Consumer,1932.)之间的对峙将得到扬弃。

杨国荣:“经验变先验”还要继之以“先验返经验”;“历史建理性”也许可以加上“理性渗历史”;“心理成本体”,可能还有“本体存心理”。

杨:你倾向于区分伦理与道德,在此视域中,伦理侧重社会规范、习俗等,与公共理性相联系,道德则侧重于心理形式。事实上,历史地看,伦理(ethics)与道德(morality)二词从古希腊语到拉丁文,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李:中西都没有什么区别。

杨:但哲学家在运用时还是有区分。康德侧重于道德,很少讲伦理,他虽有《伦理学讲义》一书,但那主要与课堂讲学相关,其个人著作,基本都关注于道德。相形之下,黑格尔却是注重伦理。在我看来,两者实际上分别突出了广义道德的一个方面。按照我的理解,道德至少涉及如下方面。首先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的问题。当康德讲道德的时候,突出的主要是道德的理想性,即强调“当然”,当然主要指向未来,所谓应然而未然,展示的是理想之维,但尚未体现为现实。事实上,限于当然,这也是黑格尔批评康德的主要之点。黑格尔本人则将伦理放在更高的位置,伦理是法和道德的统一,这一论域中的伦理侧重于现实的关系,如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不难看到,这两位哲学家分别突出了道德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在我看来,道德既有现实性又有理想性。现实性的问题,与人类生活的有序展开所以可能有关,当我们从社会角度考察道德何以必要的问题时,便涉及这一方面。道德既有现实性又有崇高性,历史上的不同哲学家常常侧重于其中某一个方面。其次,道德涉及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道德既与个体的理性、意志、情感等方面相关,也基于社会层面的普遍伦理关系。就道德义务的起源而言,康德主要从先天的角度来加以设定,但我觉得义务实际上脱不开伦理关系:你身在其中,便需履行蕴含于这一关系中的责任。以上事实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道德领域中社会层面与个体层面的关系。再次,道德又涉及普遍规范与个体德性的关系。普遍规范的作用,离不开个体的德性:规范唯有化为个体的内在德性,才能实际地影响个体的行为。在广义的道德生活中,道德涉及以上三个方面。当哲学家们区分伦理与道德,并侧重某一方面时,常常是突出了道德所内含的如上三重关系中的某一方面。如前面提到的康德注重理想性,黑格尔侧重现实性,等等。与此相联系,我的看法是,与其区分伦理与道德,还不如注重道德所蕴含的上述关系。无论是以伦理为名还是用道德之名,都会涉及我上面提到的几种关系。如果没有上述几种关系的交融,也就谈不上具体的道德或伦理。

李:你的理解与我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在我看来,伦理与道德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我同意你说的康德注重理想性,黑格尔注重现实性。从世界范围看,在对康德研究中,忽视了康德所犯的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即康德把道德与伦理混在一起,因此他就没有区分一个是心理形式,一个是社会内容。所以康德三条,一条是有社会内容的,即人是目的,这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

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不会有这样的观念,一定要经过卢梭等人之后才会有。

李:这其实是理想性的。但康德把普遍立法与自由意志也说成是有内容的,如不要说谎、不要自杀,这是错的。任何一个群体都需要这些东西才能维持,但这并不是适合于每个人每个情境的。所以桑德尔为康德辩护,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涉及具体内容,我觉得我讲的很重要,康德讲的恰恰是建立心理形式。所以恐怖分子在这一点上是道德的,他有自由意志,他认为他这么做就是普遍立法,就是要摧毁美帝国主义。所以,心理形式是一样的。恐怖分子与救火队员是一样的。一些有理想的人,也可能干很坏的事,那为什么还对他们佩服呢,因为他们坚守他们的信念,这个很厉害,建立了自由意志的心理形式,康德在人性与人文方面都提出了很重要的观念,但至今没有被注意。所以区分道德与伦理关键是突出这种心理形式,也就是建立人之为人的根本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杨:的确,你对道德心理形式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区分伦理与道德时,你一再强调道德偏重于心理形式。

李:道德心理形式表现为个体的行为,这就是个体的自由意志,不计因果、不计利害,如我明明知道我会被烧死,但我还是要去做,这就是自由意志,这个是动物所没有的。道德的特点就是要有自由意志,动物看似好像也有自由意志,但那其实是它的本能。而天地良心是意识,其中蕴含着理性,并不是本能的冲动。

杨:与康德与黑格尔一样,你也给予伦理与道德以自己的独特解释。你区分道德的心理形式与善恶观念,这自是一种卓然之见,对此我并无异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前面提到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德性与规范,也涉及这一方面。我的看法主要是,这二者并不一定要分别归于道德和伦理:它们可以理解为道德本身的两个重要方面。伦理与道德在历史衍化中有约定俗成的理解(更多地侧重于相通),从其相通着眼,则不管是谈道德,还是说伦理,都应注重心理形式与善恶观念这两个方面。

李:从历史上看,黑格尔很重视现实层面,很少关注心理层面。后者也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很大的问题。

杨:黑格尔是远离心理,禅宗和实用主义是远离逻辑。他们都各有偏向。引申开来,哲学就是趋向于智慧的不同看法,就此而言,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很自然的。

李:是的,哲学应该是多元的,统一的哲学是很可怕的。

杨:你曾一再肯定“权利优先于善”,我充分理解你提出这一观点的良苦用心,但对此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权利总是与个体相联系,具体而言,与个体的资格相关。个体有权利做,也就意味着有资格做。比较而言,“善”从总体上看就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肯定,这种肯定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形式层面,另一则是实质层面。形式层面的“善”,主要以普遍价值原则、价值观念等形态呈现,这种价值原则和观念既构成了确认善的准则,也为形成生活的目标和理想提供了根据;实质层面的“善”,则与实现合乎人性的生活、达到人性化的生存方式,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合乎人的合理需要相联系。以普遍价值原则为形态,形式层面的“善”可以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也可体现为近代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从以上角度看权利与善的关系,似乎需要注意两个方面。首先是避免以普遍价值原则意义上的“善”为名义,对个人自主性作限定,如向个体强加某种一般原则、以某种道德或宗教的价值原则作为个体选择的普遍依据,以此限制个体选择的自主性。从以上原则出发,甚至可能进一步走向剥夺、扼杀个人的权利,从传统社会中的“以理杀人”,到现代社会以原教旨主义为旗帜进行恐怖袭击,都可以看到普遍价值原则对个体权利的剥夺:在原教旨主义名义下的恐怖袭击中,如果说,自杀袭击者的生存权利被“自愿”剥夺,那么,无辜的受害平民则被以暴力方式剥夺了生存权利。这也是你很担忧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善”的名义下限制、损害个体的权利。但同时,如上所述,“善”还有实质性的方面,即对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的肯定或对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合理需要的满足,孟子说“可欲之为善”,“可欲”可以理解为一种合理需求,满足这种需求就是“善”。从这个方面看,如果光讲权利,而不讲实质层面对人的价值的肯定,那么,这种权利可能会被抽象化。

李:“权利优先于善”是自由主义历来的观点。但是尼采以来,特别是与后现代思潮相关系,包括桑德尔、列奥·斯特劳斯,都强调善优先于权利。

杨:社群主义也有此倾向。

李:国内的大量学者也是跟着这一潮流走,我是反对的。人类发展到现代(这与古代不同),非常注重个人的权利。我反对个人的抽象权利,权利是有具体内容的,是由具体的历史情境所规范的权利。所以我认为,作为哲学的伦理学,要非常具体地关注现实。因此,善优先于权利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又讲和谐高于正义。和谐是引导正义、公正,这些都是与两德论联系的。宗教性道德是范导社会性道德,两者并不是分开的,宗教性道德不是去建立社会性道德,如果是建立,那就是强制了,那就变成善优先于权利了。而宗教性道德有情感、理想的寄托,牵涉终极关怀,所以可以是范导。

杨:有点像“极高明”。

李:所以我说两德论就是要极高明而道中庸。

杨:光讲权利优先于善,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偏向,即一方面过于强化个体取向,由此偏离价值的引导,使之工具化、手段化;另一方面又将权利本身空泛化:离开了我前面所说的实质意义上的“善”,权利往往会变得空洞、虚幻。以上偏向与“善”的二重涵义具有一致性。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权利要包含善的内容,这里的“善”不仅包括形式层面的价值原则,而且指在实质层面使人的存在方式更人性化,具体而言,能够不断合乎人在不同时期的合理的历史需要。同时,“善”又要体现于个体权利,“善”如果与个体的权利相分离,就会超验化。借用康德式的表述,善离开权利将趋向于超验化;权利离开善则容易工具化、手段化和空泛化。简言之,权利以善为指向,善通过权利得到实现,二者无法分离,而是相互制约。如果单纯讲谁优先于谁,可能都会导致问题,唯有相互制衡,才能保证现代社会的有序运行。

李:我们提法不同,我是强调权利优先于善,同时和谐高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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