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虎:改革开放以来北洋军阀史研讨

2019-12-13 02:29 来源:未知

相较于北洋时期的政治,北洋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往往呈现出更多的亮点。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指出,北洋时期在近代中国银行史上非常重要。这一时期,北京政府延续了晚清较为宽松的民间资本银行准入政策,在金融方面出台法规不下数十种,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无疑是有利因素。在北洋时期,中央层面没有出现过执政党,也就没有一以贯之的金融政策;没有出现稳定的执政当局,也就没有对于银行业长期不断的行政压力。北洋时期是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低谷期,既没有强势的国营企业,中央当局亦没有推行过统制经济,不存在金融垄断的基础。在金融领域,可以说北洋时期是弱政府强行业自由市场,虽然相应的制度供给不尽完善,但经营环境较为宽松;国家银行享有特权,但受政府当局制约较少,甚至蜕变为商股控股而不受节制;一般商业银行在商言商,甚少受到政治强力的干涉。这在北洋时期的国家与工商界的关系上,在整个民国时期政府与银行业关系上,究竟是特例还是普遍情况,既值得研究,也发人深省。

北洋政府的兴衰与军事密不可分。学界对直、皖、奉军阀之间及各自内部的混战问题有较充分的研究,来新夏在《北洋时期的三次军阀战争》中对三次战争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关于直皖战争,王华斌的《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章伯锋的《直皖战争与日本》,莫建来的《奉系军阀与直皖战争》分别从人心向背和战略技术得失、日本因迫于英美压力而未公开支持皖系、奉系军阀居中挑拨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关于两次直奉战争,苏有全的《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从人心向背、军队素质、战略战术和外交背景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他论者如李军、娄向哲、郁慕湛等,从直、奉军阀的内部矛盾、财政状况、内外客观形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展现了军阀战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军阀必然走向衰落。“北京政变”便是军阀走向衰落的一个标志。论者从首都革命说到武装政变说,再到直系内部权力斗争说,研究在一步步深入,张洪祥、杨琪的《冯玉祥与北京政变》一书做了整体概述。“北伐战争”是北洋军阀走向覆灭的标志,刘曼容的《国奉关系与北伐前夕中国政局》,韩信夫的《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杨天宏的《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罗志田的《“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等研究,将视角触及国共、苏俄因素等新兴势力上,显示北洋政权的覆灭是多种因素和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北洋时期的经济科技与社会

北洋外交史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成果显著。过去,论者常笼而统之地称“军阀”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工具”等,这实际上与历史并不完全相符。唐启华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李育民主编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之《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马建标的《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2》,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侯中军的《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著作都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北洋政府基于国情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当然其中也不乏展现了军阀自私自利的一面。此外,大量的学术论文也对该时期的外交进行了探讨,例如,李兆祥的《中华民国早期(1912-1928)的外交立法述论》从外交立法角度探讨了北洋外交体制,认为其树立了民国外交新形象。王建朗的《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认为,北京政府在欧战期间的外交努力是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转向积极的一个重要标志。金光耀的《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陈雁的《外交、外债和派系——从梁颜政争看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运作》,反映了北洋外交官们的个人努力及现实困境。另有学者就北洋政府时期的“修约”“废约”“关税自主”“国民外交”以及国别外交等进行了广泛考察,总体上展现了一副不同以往的北洋外交形象。

摘要:北洋史研究曾长期是民国史乃至近代史研究中的冷门,近年来有所升温,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盘点。本次论坛聚焦于北洋史,不仅对其进行整体性的反思,同时也从北洋时期的历史传承政治与权力、中外关系、经济社会、舆论传媒、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与会学者力求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摒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偏见和教条,以得出贴近历史真实的认识。学者们还致力于发现既有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与偏弊之处,探索北洋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与新理路,以期打开北洋史研究的新局面会议呈现了学术交流的深度和高度,产生了学术观点的碰撞与争鸣,呈现了北洋史研究的巨大潜力与魅力,有助于这一领域研究进一步走向丰富和深化。

北洋政治与外交研究

二、北洋时期的历史传承

军阀派系研究

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考察了近代中国“军阀”话语的形成以及革命史观对这一话语的影响,并强调了与此相关的日本因素。他指出,李大钊在1917年《辟伪和论》一文中率先使用“军阀”概念,其后,“军阀”话语体系迅速发展。北伐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宣传的推动,军阀概念被国共两党的革命理论所吸收,成为有力的社会动员与宣传工具,也为确立“党军体制”的指导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国共两党先后执政,革命史观下的“军阀”话语体系一直发挥着支配性的影响,直到1980年代后才有所改变。他还提出,早期中国学界的军阀定义及其话语体系的发展,不能忽略日本学界的影响。日本学界及媒体最早提出了“军阀”概念来批判本国军人政治,指的是军人或军方实力集团利用军制特权干预政治。这种以军政关系为视角的批判话语传到中国,发挥了持续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日本学界的中国军阀研究中,也可清晰发现中国军阀话语的基本内容及演变趋势。张华腾认为,这种从日本视角来考察军阀话语的做法很有意思,由此可见研究中国政治外交需要世界史的视野。

北洋军事与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醒狮周报》撰稿人群体。他指出,《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来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但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有的重视“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有的侧重其中的民族文化复兴之义,有的则注重国家主义的学理探索。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分化。究其原因,作者群内部发生了革命与改良之争,另外,对北伐战争的不同政见和态度也导致了作者群的分裂,国民党对《醒狮周报》的查禁更是直接加剧了撰稿人队伍的分化。

北洋政府基本继承了南京临时政府所创制的民主共和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三大支柱的宪法、国会、总统与内阁在该时期仍在继续实验中。钱实甫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徐矛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等著作从整体上对此时的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介绍。印红标在《临时政府北迁后的民主宪政实验》中认为,北洋政府以“假共和”为名,实则独裁、暴力、专制。经先静的《内阁、国会与实力派军阀——20世纪20年代罗文干案始末》通过具体事件折射出民初各种政治力量间纷纭复杂的斗争及民主共和政治的衰微。张玉龙的《新旧杂糅:民国初年政治制度现代化之检视》从政治权力博弈、民主政治精英与国民、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认为,军人强权政治得道势所必然并影响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走向。杨天宏对北洋时期研究论著颇多,其著作《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法政纠结:北洋时期“罗文干案”的告诉与审断》,使我们对该时期的政治运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张淑娟的《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指出,《临时约法》被南北双方奉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打击政敌的工具,但双方实际的政治运转早已超出和偏离了《临时约法》的制约,结果双方均为宪法危机所困扰,导致和谈失败。民初政治既有转型期确立制度规范的特征,也呈现出派系、央地之间的复杂斗争面相。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政党》,王建华的《夭折的合法反对:民初政党政治研究》,熊秋良的《移植与嬗变: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会选举制度研究》,严泉的《靳云鹏与皖系北京政府时期的院会关系》等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民初政治进行了研究。大量研究表明,北洋时期的政治并非论者过去千篇一律的“黑暗”“专制”,而是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面相。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志田探讨了民初的代议制问题 他认为,进入民国后,国体改变已成定局,对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实在政体层面,核心问题便是尝试政党政治。这对于强调君子不党的政治文化而言,不是个简单的任务。实施议会方式的民主制,对当权的新派也是考验,解决得好则气象一新,可取信天下而诸事易为;解决不好则会招致麻烦,每况愈下。从清末的各种“会”起,中国的新政党主要是“自议”而非“代议”,最多也只是代民立言式的“代替议”而非“代表议”,或“带议”而非代议。议员们仍基本维持着士为四民之首的心态和习惯,自居先觉和楷模,几乎未见他们试图了解其所代表之人的意见。这种代议的结果,是被代的人民逐渐虚悬化,人民并未进入实际的政治运作;作为个体的老百姓,其政治地位未见提高。代议制既未能真正落实,民初政府的治理又未能有效开展,由此引发了国人的种种不满。民初几年的实践证明实行议会制在中国尚不成熟,国会的无效率和腐化比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几乎成为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士人的共识。

小结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东杰关注中国近代国语运动与政治思想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一些流行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语汇被当作论证手段使用到围绕国语问题的各种论述中,这是过去研究中关注较少的层面。他用了两个例证探讨这个问题。一是关于国音标准的讨论。主张采用北京音和主张采用“南腔北调”之音的两种意见交锋,双方都有意识地运用了“共和”、“专制”、“成文宪法”一类词汇及背后的政治理念,为主张者提供语言之外的论证空间。二是胡以鲁对汉语进化地位的分析。胡在1913年出版的国语学草创中对欧洲语言学家将汉语归为最原始的孤立语深表不满,认为这是对我国国语及文明史的污蔑。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汉语的描述带有很强的政治学色彩,将联邦附庸国从属国等政治术语运用到对语言的描述中,与其时国内盛行的联邦思潮相呼应。从以上两例可见,政治与非政治领域之间往往无明确界限,而是处于流动状态;某一时期流行的政治观点可以成为论述模型,强化对某些非政治领域中特定论点的支持或反对,甚至型塑论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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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思想文化维度中的北洋时期史

改革开放以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研究视角不断更新,基本实现了从过去的否定向现在的客观公正转变。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北洋史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但也需要客观看待一些问题的存在或潜在发生。例如,需要在“支离破碎”的研究基础上注重“整体史”的构建,至少需要将北洋军阀史议题放置在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追根溯源般探究。此外,还须避免从过去的极力否定转向一种极力赞美,鼓吹北洋军阀时期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以及资本主义黄金期等说辞,必须看清这一时期的社会总特征是“转型过渡”,许多历史现象并非都可以类似“二元对立”的方式处理,也许,历史学的魅力就在于其错综复杂。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鼎关注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舆论关于集体暴力的讨论。首先,他从理论上检讨了集体暴力的特征形成机制和正当性问题。接着,他以火烧赵家楼和火烧晨报馆事件为个案,对当时社会舆论关于这两起事件中集体暴力的争论展开分析:是否能以爱国的名义实施暴力?实施暴力的民众是否乌合之众?最后,他探讨了集体暴力与北洋政府时期政治文化的关系,指出其与北洋政府的权威危机军阀时代的暴力崇拜及群众运动等因素的内在关联。

北洋军阀史(1912-1928),从广义上来说,是指袁世凯、皖系、直系、奉系和西南各派军阀及其他各地军阀时期中国的历史。这段历史上接清朝,下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大陆学界的北洋军阀史研究显得有些冷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年来,学术研究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才有了较大的改观。

四、中外关系视野中的北洋时期史

除上述方面外,学界还对北洋军阀时期的社会治理进行了内容多样的研究。张静如等撰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为通论性著作;学者们还对该时期的司法状况进行了研究,如唐仕春的专著《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即为此方面的代表著作,李在全的《民国初年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张海荣的《北洋初期司法界与湖北军政当局的矛盾与抗争》等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跃讨论了弘一法师在中国近代佛教革新与保守之争中的思想倾向及其与新旧两派的关系。他提出,弘一身上兼有革新与保守两种成分,很难以新与旧或现代与传统两分法界定。从弘一的佛法修学过程看,他与较为保守的江浙丛林派尤其是印光大师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其在佛学思想及修持、行愿方面显现出守旧与回归传统的倾向。但是,弘一又与中国现代佛教革新运动有密切关系,对太虚领导的佛教改革创新一直持积极支持态度。在民初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之法义论争中,弘一并不喜欢欧阳竟无倡导的法相唯识宗,认为其基于佛教文献经典的阅读,对佛法入世事业的推动助益不大,而表示支持太虚在中国佛学内部进行“创造性转化”,关注佛教的整体思想及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作用。

随着社会制度和经济形态的变迁,该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包括“废督裁兵”“联省自治”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涌现,论者就其出现的背景、思想渊源和发展轨迹进行分析、研究显示,这些社会思潮除思想进步性之外,还具有显著的政争色彩、薄弱的理论基础、实践上的脆弱等特征。罗志田的《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从“民族主义”视角出发对该时期的思潮及思想论争进行了考察。左玉河的《从考文苑到研究所:民初专业研究机构之创设》认为,北洋时期兴起的创建学术研究机构热潮,对于推动各门学科之学术研究,促进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体制化与组织化有利。郑师渠的《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指出,当时国人对现代性的反思影响到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潮。邹小站的《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民初的思想争论》认为,思想界在政治改造未见成效之后围绕未来路向发生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争。还有学者对该时期的图书馆事业、新闻广播事业、文学、电影业等进行了研究,表明北洋时期文化领域既有制度创设、完善的一面,也有审查、管制的一面。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关注北洋时期的政治秩序建构及演变问题。在他看来,辛亥革命虽终结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但真正的难题在于“革命后的第二天”,即如何在革命之后建立新秩序实现政治建国的问题 从1912年至1927年短短15年间,中国经历了三种迥然不同的政治体制:从多党轮替的议会民主制到总统独裁的行政威权制,再到具有高度组织内聚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党国体制。这一时期的政治为何陷入一而再再而三的混乱困境?他围绕“公意”这一政治哲学概念来做出回答。他认为,革命后的真正问题,乃是如何通过制度设置来实现“公意”的问题。“公意”这一概念在晚清被引入中国,到五四时期开始流行,其内涵在中国经历了从客观公理至主观民意的变化过程。民初的政党议会制的困境在于它无法将私意聚合为公意。各党派争权夺利,招致国民的普遍不满。民众在对代议民主制失望之余,对强人政治重抱希望,于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行政威权制走上前台,但袁仍缺乏行政威权制所需的高度权威,其集权措施又得罪了革命派立宪派及地方实力派等各种政治势力,故其统治很快走向崩溃。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进入“军绅政权”的乱世。直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一种新的、号称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新体制进入中国人的视野,那就是党国体制。这一新体制试图解决民初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意悬空问题。但是,它比起卢梭的构想更为激进,权力也更为集中,更像是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全部权力归属于唯一的主权者,人民只是间接的主权者。总之,从民国初年的代议民主制行政威权制到党国代表制,公意一直处于悬空状态,总是被各种政党势力和独裁者所代表所冒充。

改革开放初期,北洋军阀史研究基本上是在“田园荒芜待人垦”的境地下进行的,因而,学者所关注的多是些相对宏观的问题。关于北洋军阀的形成,彭明在《北洋军阀》中指出,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政策,加上地方的农业经济,是形成近代中国各派军阀及混战的原因。来新夏在《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中综合军事、社会思潮、列强侵华策略等因素对军阀的形成进行了分析。高海燕的《地方主义·军事主义——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孔凡义的《现代化、权威危机与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认为军事主义、地方主义的离心作用,以及传统君主体制面临的权威危机,促成了军阀政治的形成。邓正兵的《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动与军阀政治的产生——兼向刘晓同志请教》认为,王统、道统、族统三维社会结构的裂变和衰败造成社会失序,给军人崛起提供了机会。此外,刘江船的《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从传统文化角度对军阀的形成进行了探讨。关于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彭明认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来新夏指出,北洋政权虽以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为主,但在某些方面、某些阶段也有资产阶级色彩。魏明的《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认为,北洋军阀具有资产阶级性。潘敏则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权性质再探讨》中提出,北洋政府是一种超越特定阶级利益的“波拿巴式政权”。

关键词:北洋史 民国史 近代史

各派军阀及主要人物的历史是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基础。在70年代以前,袁世凯基本上与“专制暴君”“卖国贼”“反动政客”等标签联系在一起;80年代以后,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侯宜杰的《袁世凯评传》、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专著才较为全面、系统地对袁世凯进行介绍。关于皖系军阀,其主要组成为军事将领、安福系官僚政客和新交通系。黄征等人编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皖系北洋人物》,莫建来的《皖系军阀统治史稿》,唐德刚的《段祺瑞政权》等著作对皖系的情况有较详细的论述。关于直系军阀的出现,丁长清在《1917-1918年的冯段之争并非直皖之争》中指出,直、皖分庭抗礼实际始于曹锟、吴佩孚时代,而不是北洋军阀内部力量组合的直皖战争。公孙訇的《直系军阀始末》,郑志廷、张秋山的《直系军阀史略》等著作对直系军阀整体情况做了介绍。关于奉系军阀,起初并不属于北洋系,后来与北洋军阀合流,并通过与皖系、直系军阀的战争得以进据中央政权。王鸿宾主编的《张作霖和奉系军阀》,胡玉海主编的《奉系军阀全书》,胡玉海、里蓉主编的《奉系军阀大事记》等著作对奉系军阀的历史做了体系化的论述。除此之外,西南军阀是当时派系最复杂,对全国影响最大的地方势力,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江上苇的《近代史上的西南军阀》,贵州军阀史研究会编的《贵州军阀史》,肖波、马宣伟的《四川军阀混战》,匡珊吉、杨光彦的《四川军阀史》等著作从整体或部分介绍了相关历史。谢本书指出,西南军阀首先是个“政治概念”,是相对于北洋或北方军阀而言的西南六省的地方军阀。段金生在《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16-1927)》中认为,西南军阀是政治区域化的产物,其地域范围伸缩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认为,北京政府时期这一段历史,无论如何定名,如何记叙理解并评价这段历史,仍然是近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一时期的中国,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一是分裂性,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分裂中央系内部的分裂地方派系的分裂等;二是松散性,中央政权及地方政权控制力薄弱;三是无序性,缺少有规则的政治运作方式,国会与政府运作纷乱 这些特性基本上表现在后袁世凯时代。如果从传统王朝治乱兴衰的循环考量,具有与旧传统的相类性。不过,这一时期也表现出若干鲜明的新特点:在经济方面,得益于袁世凯时期的经济法制和一战时期的内外需求,现代经济有一波长足的发展;在文化方面,新文化运动发生,民主自由科学文明的观念大兴,民族主义的观念普及;在外交方面,外交手法的运用可圈可点,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改观;在政治方面,国民革命兴起,政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前所未见,南中国的基层社会一度激变。因此,从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理解,这一时期可谓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仍旧,或许可将其定位为近代中国的过渡年代,甚至可谓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过渡年代。

从通史性著作看,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是专门研究和完整记述北洋军阀兴起、发展、纷争和覆灭的通史性著作。陈志让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齐锡生的《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从新的角度和架构对北洋军阀史进行了论述。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民国初建(1912-1923)》及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李新总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卷至第六卷等一般通史都对北洋军阀史做了概述。此外,来新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5册、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6卷、天津历史博物馆编的《北洋军阀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与《北洋政府档案》,为该领域研究的基本参考资料。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世龙考察了民国前期的报刊广告与爱国话语。他指出,进入民国初期后,特别是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五卅运动这三个时段,《申报》等报刊广告中的“国货”、“爱国”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增高,显示在政治浪潮的消长中,广告以爱国话语争相占取伦理制高点的工具性。这些广告通过爱国话语以推销商品,可谓“爱国商机主义”。

北洋时期的经济与该时期的社会转型息息相关,学者也对此时期的经济给予了客观评价。缪新权等著《北洋军阀军事经济史》及黄逸平、虞宝棠主编的《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为两本研究专门此时期经济状况的专著。徐建生在《民初经济政策评析》中指出,北洋政府无论从政权体制,还是经济基础,都产生过一定的近代转型,但这些政策本身具有诸多矛盾,并使其本来就有严重局限的积极作用难以发挥。李向东、李纳珂的《北洋政府时期国家税收现代化及其异趋》认为,西方财税理论的传入及税收法制体系的完善使北洋政府税收的现代化具备了基础,但实践艰难。胡世昭的《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金融体系》指出,银两制改银元制,国家造币厂的建立,银行的大量设立,金融市场监管等对中国进入金融时代起到划时代作用。潘国旗的《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认为,发行公债在财政手段和观念上有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此外,朱英的《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一书对转型时期工商业组织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对该时期的农业、林业等进行了研究。

一、北洋时期历史之整体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考证了翁文灏与瑞典冒险家斯文赫定签订的西北科学考察协议。1927年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中外联合科考活动,然而,其过程却一波三折。起初,翁文灏代表北京地质研究所与斯文赫定等人签订的协议八条被认为是有损中国声誉和主权的严苛协定,北京的学者们结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加以阻挠。后来,经斯文赫定多方周旋,签订《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十九条。但比照两个协议的全文,二者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当时舆论传闻“翁文灏——斯文赫定协议”是“有损中国声誉和主权的严苛协定”是不准确甚至有失公允的,说翁文灏与斯文赫定暗室密谋卖国协定则更属无中生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迟云飞从政治模式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 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专制君主制失灵了,因为这是一种很松散的统治,社会动员能力极低;它追求的是现存统治的巩固,而不是与别的国家竞争。清朝灭亡后,所谓的“宪政”和多党政治昙花一现,军阀政治登上历史舞台。军阀政治的特点是,第一,主要靠个人之间的关系维持;第二,缺少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支撑;第三,主要靠武力维系其统治;第四,社会基础薄弱。这种体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也不强,反而因缺乏过去君主制中的正统观念而导致政局更不稳定。

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提出,新型传播媒介对近代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但是,这些媒介却难以在近代历史书写中加以呈现,更难以据此解析历史,原因可以追溯到专史与一般史的割裂。新型传播媒介所涉及的物质与技术的进步,尽管也构成专史研究的对象,却很少成为近代历史书写的重点所在。近代以降,物质技术的进步推动着历史的改变,与之相应,历史书写由过去以王朝为中心转向以社会为中心,而专史正是将社会分割为不同面向的产物。梁启超及五四时期成长的新一代学者,致力于从专史的角度书写历史。所谓专史,往往是社会架构下分出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历史。与物质和技术相关的专史逐渐有专门化的趋向,进而成为行业史,多少受到史家的轻视。但是,如果这些物质与技术的因素不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则会降低对历史进程的解释,也会影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如何将专史与一般史加以会通,是史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指出,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相对处于被轻视甚至被忽略的状态,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分别由二次革命、袁氏篡国、护国运动、北洋军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的历史叙述脉络所概括。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北京政府主政的历史被概称为北洋军阀史,这一称谓即表明研究对象被置于受批判的位置。另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了解及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多受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影响。因此,“北洋军阀”的名头就通过北洋军阀史的书写永远钉在了历史的十字架上。但是,将国民政府统一前的民国统称为北洋军阀政府或北洋政府时期,有以偏概全之嫌。如,“军阀”常给人以蛮横、无知、霸道的印象 其实,清季以来的新式军人系列中,北洋军人的文化素质可能是较高的,其中不乏像徐树铮那样的儒将。北洋集团的幕府也藏龙卧虎,包括桐城派的文士。学者往往指责北洋军阀集团的私人性,其实,北洋新军乃是清政府的制军,截然不同于起于乡勇的湘淮军;北洋大臣也不过是清廷办理通商等夷务的代表,而非地方性职官。北洋集团的兴起虽缘于袁世凯小站练兵,但不能简单地说它是私人化的群体。因此,“北洋军阀”或“北洋政府”的概念,不仅与当时的实情有所出入,而且会导致种种偏弊,使得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严重不足的状况。北京政府时期,政党派系错综复杂,制度建设承前启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都非常值得研究。即使是研究北洋时期的历史,也不能仅限于军阀,而应拓展至为数众多的政客、官员、僚属、幕府、客卿、文胆等。总之,要打破北洋军阀观念的局限,将北京政府时期的所有史料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尽可能完整系统地呈现这一时期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这样,北洋时期的历史才不至于成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

本次论坛为第二届民国史高峰论坛,较之2012年举行的第一届论坛,其议题由对民国史研究的综合讨论发展为聚焦于其中的北洋时期。议题的相对集中,有助于增进交流的深度,避免出现各说各话的局面。由此,论坛较多地出现了观点的碰撞和争鸣,甚至不乏直言不讳的学术论争。

总之,本次论坛所展现的北洋史研究的巨大潜力和魅力,或许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投身这一领域;学者们提出的新问题、新视角、新方法、新理路,亦可指引后来者在这一领域做出更精彩更具深度的研究来。

胡永恒 《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关于北洋史的总体研究状况,一些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唐启华说,北洋研究从过去的孤寂、饱受批评到逐渐壮大、得到肯定,令他欣慰。邱捷指出,北洋时期的研究若算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成立及北伐战争等内容,其实既有研究并不算少,甚或可以说是非常多的。陈廷湘认为,北洋时期是既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最主要的原因是革命史观及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另外,史料缺乏也是重大阻碍,很多重要人物如徐世昌、冯国璋的材料,迄今无人整理或难以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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