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命局新转折_乐教师的天赋讯_雅昌情报

2020-03-19 01:30 来源:未知

妇女儿童识字班初试发动群众心得

校长要被免职。新校长是大后方的接收人员,叫黎书明。学生们挽留老校长,拒纳黎书明,没有成功。

新添了一门课,忘了是什么名称:是公民还是社会。老师是教务主任史惠如。她长得不错,双目大而有神。可惜做过兔唇缝补手术,美玉微瑕,听说是名流学者史君如的妹妹。由黎书明带来,想当然也和黎书明是一类人物。不同的是她颇有学者风度,而黎书明则只有能干、泼辣的作风,二人同时站在一起,俗、雅立判。

这门课就是一门政治课。什么都有,各种名词不少,也够这些学生大开眼界的。讲课中她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逻辑学、三段论法,都出来了。我虽然对这些名词并不陌生,可我绝不逞能,以显示我的知识超前。我觉得她是用这些名词当诱饵侦察什么。我对这个老师可提高了十二分的警惕,我觉得她那明亮的双眸中,缺少慈善的影子,让人难以揣摩。所以上她的课我经常串位,到后面空位子上去,离她远点。但我可竖起耳朵听她讲什么,既不表示听得懂也不表示有兴趣,简言之装傻。好在我不是出类拔萃引人注目的学生。

一次上课,内容是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我觉得是个大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接下茬是个老手,于是我在座位上并不站起来,说:老师,那我们办个义务平民学校,学校支持吗?她当然得说支持。如此一来,班上同学们兴奋起来,自由讨论开了:放学后,用学校教室行吗?那得要人家班里的同学同意!学校能给我们粉笔吗?可以!越讨论,越具体,居然就在她的眼皮下,选校长、教务主任,总干事。校长佟琪莹,教务主任许灵翔,这两个人可是考第一、第二的人,可总干事竟然把我选上了,玩得挺认真。恐怕这位主任当时一定认为,这些七嘴八舌的突发事件,只不过是小孩子玩得高兴而已,难成什么气候。所以什么教室、粉笔,一概允诺,以示开明。建立识字班成了我班的全民运动,即使没有任务的人,也毫无反对的杂音,少数在课后留校做课外作业的人,都能配合,放弃在学校的作业。我可心满意足:看来,我过去对群众用考试成绩来衡量一切的估计是有些偏颇的。这回我有了一个新体悟:发动群众,就得叫群众觉得一切是她们自己做的主,是她们自己干的事。为什么事,用什么人,群众挺心明眼亮的,群众选我不等于肯定了我的作用。这件事对我以后单挑工作中,能尊重他人、依靠群众帮助甚大,也是后话。

课后,佟琪莹很负责,几个人研究具体问题:生源在哪里?怎么写招生简章?我们怎么教?都是新鲜事。最后决定名称,叫儿童识字班。招生简章应当到何处贴:决定侧重于贫苦市民聚集较多的地方。用什么写这个招生广告呢?没有人想到油印,而只想到用毛笔在废报纸上写,用浆糊贴。下午我带来了浆糊。不知谁拿来的废报纸,大家齐心协力,有的裁纸、有的写广告,一会儿就全部就绪。陈从敏同学自告奋勇说报馆有熟人,可登广告,于是她肩挑重任,前去联系。放学后,按回家路线分派了简章数目及浆糊。之后,大家担心的可就是会不会有人报名了。没有学生,全是空谈。

报名那天,上午我们还在上课。课间,不知谁从窗户上看到了操场上有不少人,喊:这么多人,是不是报名的呀?大家蜂拥地挤到了窗前:大人带孩子的和不带孩子的黑鸦鸦一片。有人略数了一下,竟达三百人,大都是妇女,这可是大出意料之上。原来没有招妇女的计划,只是大人可带孩子一起来。现实与估计差距太大,几个人商量一下,加收两个妇女班,儿童收四个班,但教室问题必须在招生前紧急解决。经过两位领导亲自出马,到其它班学生自治会联系,顺畅无比,经过有关班级同学的同意,教室全部解决。有的班还因没有机会提供,大喊遗憾。一切俱备,原来来一个,收一个的决定就作废了。收学生时,竟有不少人是识字的。所以后来按程度分班后,在课程中加了一门珠算。妇女班设在大楼外的两间教室里,儿童班设在大楼的教室中。各班要在放学后打扫卫生,洒水扫地、擦拭黑板和课桌,做为纪律,儿童识字班改为妇女儿童识字班的义务教育机构就这样高高兴兴、群策群力、因陋就简地白手起家了。

教务主任本来答应给我们粉笔,到教员备课室拿。教师挺积极,可拿了两天,不给了,说校长不许给,连教员上课拿粉笔都有了限额。学校这种言而无信的行为,引起大家的反感。我们班的同学下了课,就敛老师剩下的粉笔头,有的老师留下的粉笔头还挺长,含意明显。对意料外的困难,校学生会主席庞贵龙,利用每周全校集会的机会,在说明真像之后,呼呈全校同学积极向我们班捐献粉笔头、小学课本、笔记本、铅笔头。教室放卫生工具的小柜橱成了我们的小仓库,几乎每节课都有捐助者光临。识字班居然红红火火地坚持不懈的办下来。这件事有如此结果完全出我意料之外,也看到了群策群力的群众力量。这个识字班如果没有校长和教务主任以及那些任教、公关的同学的热忱努力、没有校学生会在全校的呼吁和其它班借教室、全校同学的文具捐献,极可能流于一场游戏。

这个识字班,显示了空前的凝聚力。很多平日放学后在校做作业的同学,都很和善地让出教室,从不刁难。当然识字班打扫卫生,也免除了大家的劳苦。这个识字班在我离校后仍然一直坚持。

第一次发革命宣传品

郑大姐和我研究班里的情况后,决定把《新民主主义论》的伪装本给佟琪莹看。第二天,我比平日早到学校,班里果然还没有人来,我迅速掀起佟琪莹的书桌盖,把书放在她的书桌里。然后才放下我的书包,去教室小仓库取了排球到了操场,等人托排球。打排球我是班中的痴迷,每天的课前、午间、放学,只要有人响应,哪怕只有两个人,我也会到操场和她托球玩。不久同学们陆续地到了学校,我截住伏云楚等人打了一会儿球后回到教室。快上课了,几个住宿舍的同学才来教室。我和别人聊天,可紧密而不露色地观察着佟琪莹的反应。看她掀起书桌盖,居然毫无动静地放入了她的书包,自然也就把那本书压在了书包下。我紧张的等待,得到了理想的结果。她接受了我发出的革命宣传品,没有任何的声张。我带着一丝丝的成就感,心情大定、情绪愉悦。

每次郑自珍到我家,研究班里的情况是必不可少的话题。有一次,谈到了发展进步势力问题,要我提出看法。在尚不能公开活动的环境下,我谨慎地考虑着我的朋友们:首要的不能是私人的友谊感情,因为对国家的政治前途没有兴趣和忧虑的人,虽然因为私情深厚,不会出卖我,但和她谈马克思主义、谈共产主义就有些自找无趣,弄不好会破坏友情;其次应当考虑为人的基本条件,有无侠肝义胆,人无此点就不可能为正义献身,不可能舍己为人;但当时能否保证对我有无告密或泄密的可能,应当是一切的前提条件,比如好人而口不严,就会泄密而铸成无心的大错。没有十分把握,我就绝不轻易谈深层的问题。如果由于我的不慎推荐,进来一个不理想的人,就会埋下定时炸弹,受害的恐怕就不只是我一个人,我将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人。这些条件并不是别人给我的标准,而是我自己心中的盘算。根据张彤去延安一事未出纰漏,之后又参加了反甄审运动和佟琪莹识字班及接受宣传品的表现,我只提出她二人的名字。经郑的同意,先做她二人的工作,其它人先用我自己的经历--传阅小说的方式,逐步推进,培植条件。

我和她们俩说:我借了几本《自修大学》杂志,里面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连载,特新颖,有些我也看不大懂,咱们一块学。咱们边学边讨论,就可三个人用一个人的时间,不影响按期还书。

虽然我们都是高中生了,文化比我当年的理解水平高了,但是大环境仍属地下,不宜采用传阅方法;就内容来讲,她们二人没有接触过哲学等等的名词和内容,看不懂就容易失掉兴趣,也就极容易失掉对共产主义的接受机会。所以我和她俩提出了当年读书会的学习法。这样我每天早些到校,在操场学习。在这宽敞无遮拦的空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遇到异常可早发现,早准备。先统一了说辞:给我补课。似乎只学了几个定律:矛盾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就结束了。因为天冷了,就不能再在操场了:反常就会惹人注目了。

血缘手足间的一场政治文攻武卫战

在此要倒述一场家庭里发生的政治事件。真的是,你不谈政治,政治也要找上门来。

1945年9月左右,四哥先回来。一身青年军的美式军装,不是运输兵了,成了军需官,名称是军需特务长,驻军廊坊。他回来后,我就腾出了楼上的房间,搬到了楼下大门旁边的屋子。每次回来,他只住几天。

天津市学联的活动很多,有一次我参加校外活动,回家后天已擦黑,家里人都已吃了晚饭。这天四哥正从廊坊回来休假,我回来后,两个嫂嫂刚下炕忙着给我热饭。四哥躺在炕上绷着脸问我:这么晚回来,干嘛去了?我一听,来者不善,如果第一次他占了上风,就会立下今后干涉我自由行动的先例。所以我绝不能有所示弱:开会去了?到哪儿开会去了?到哪儿开会,你管得着吗!我放下书包,到橱房帮嫂嫂捅炉灶。他居然跳下炕追到橱房:怎么管不了你,还反了,你。一边说一边用他那军靴踢了我一脚。踢得我挺疼,我就此发作,我一边大声哭喊:你凭什么踢我,你凭什么踢我。我不吃你,不喝你,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一边拿起两厘米粗的通火棍向他打去,两个嫂嫂吓得全力抱着我,这一棍才没有的到他身上。气得我,责备她们拉偏架:他踢我,你们为什么不拦。四哥说:你是不是共产党?你要是共产党把你的派司拿出来,看我敢不敢毙了你。我心想:共产党哪儿来的派司给你抓小辫,愚蠢之人。我无小辫,怕他何来。我说:我还不够资格当共产党,我要是共产党,咱们俩看谁先把谁毙了。大吵之际,我从窗户看到从来不下楼的爸爸已经下到了半楼。爸爸对我将采取什么态度?会不会像小时候古人男女七岁不同席那样要求我,支持四哥的管教?我可心中没底,脑中急剧飞转,如果他二人真的一致共同对我干涉,必得要用男尊女卑封建思想先正面向主要矛盾的爸爸展开抗争,即使决裂,在所不惜。我就离家出走--我可以到边区去,但绝不能叫四哥得逞。我飞速决定以攻为守。我一边哭一边嚷,从窗户口向爸爸告状:你看你儿子,我没吃他没喝他,他凭什么管我开不开会,还踢我。奇怪的事发生了,爸爸竟然没说我一句,返身上了楼,这下我可有了笃定必胜的信心。为了巩固成果,我不依不饶,趁势追击四哥:我吃的是我爸爸的,我爸爸都没管我,你凭什么管我。你自己都做事了,结婚了,还叫爸爸养活你。你有什么脸管我,没羞没躁。你说我是共产党就要毙了我,日本人就要毙共产党,你和日本人一个样,你是什么人?他虽然还发横,还说要枪毙我,可说不出道理了。爸爸的态度明白无误的给了他当头一棒。我继续进攻:国民党一天到晚讲抗日胜利,那时在北平、天津怎么只见有八路劫日本人的火车,没见你们的影子。现在又讲民主了,怎么我开个会,你就要枪毙我。你这个国民党的兵,就是走狗。大嫂和四嫂见我不依不饶,四哥已理屈词穷,怕他恼羞成怒,出了大事,赶快连劝带推地把他推出门,上了楼。虽说这番激烈的冲突,也许会对四嫂带来一些刺激,但凭据我和四嫂几年的感情,她对我不会忌恨的,何况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场手足之间政治理论的文攻武卫,我以全胜告捷,扫除了日后家庭中一切可能的障碍。

不久四哥退伍,上了北京大学的先修班专补英文,去了北平。二哥、三哥也从云南来信与家里取得了联系。

1945年12月1日,云南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案发点正是两个哥哥的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除去各种小报和《民主》报的介绍外,我向两个哥哥分别去信询问具体真象。两人除谈了情节外,主观的认识可大不一样。三哥义愤填膺;二哥则说学生被人利用。其实他二人的看法也反映了社会上的看法,不足为奇。

江西快3,一二一惨案激起了全国的民愤,学运遍及全国。天津学生抗议浪潮的规模空前巨大,比反甄审运动规模大了有数百倍。学生在民园集合时,各校学生时三层外三层做盘龙式整队,看不见排头和排尾。

1946年春夏,二哥从昆明回到家里,住在我楼下的屋子里,我搬到了四嫂的外屋。他回来可就是忙于找媳妇,他是哥哥们中最标致的:身材一米八左右,而且上、下身具备了黄金分割线的比例,下肢修长。在高中时是校排球队的前排边,五官端正适度。在晋商圈中可是少有的名牌大学生,脾气随和细腻,说媒、介绍者不少,最后选中了一位英达学校的校花。三哥没有回来,还在云南大学上学,后来当了教员。二哥结婚后,通过他的岳父介绍到傅作义的华北剿匪总部工作。夫妻二人离开了家,搬到了北平。

四哥退伍后,上了北大先修班补英文。北平发生沈崇事件,寒假回津后,他再也没有了过去的戾气,现实说明对中国驻军的国家,绝没有无私的援助,中国就是任意宰割的奴才。四哥再也没有和我争论的本钱了。

和你谈谈的非常同学

小学时,同一个班中,因年龄的差距形成了大、小个的派系;人大了,年龄的差距,已经不会成为隔阂的因素;只有理念、人品、兴趣等等才是人们接近的真正原因,我们的教室,坐落在二楼的楼梯口。不像其它班的教室比较方正,是一个狭长的房间,故而学生书桌的安排只有五列,可有十行以上。客观上减少了前后同学的接触机会,有的同学甚至同学数年竟没有交谈过。

一天中午,我从操场玩球之后,满头大汗的回到教室,这时离上课只剩很短的时间了。当我向前排第二行我的座位走去时,坐在最左列六、七行、从来没有交谈过的王金宝,在她的位子上,突然叫我:伍兰凤,来来来,咱们谈谈。这一声谈谈引起我极大的警觉。这哪里是学生话!我当然也要试试她的底细,一边说好,谈什么?一边向她走去,她的邻座屈玉珍居然站起来人我腾出了座位。她们二人为何如此默契?我也就毫不客气的坐下。我仍然以平常大咧咧,毫没正经的态度,大声地说:谈吧!我要尽力的张扬,吸引同学的注意力。你们家都有什么人呀?我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妹妹、叔叔、大爷、嫂嫂、舅舅、舅妈、表哥、表弟、表姐、表妹、表嫂。你问我这干嘛?你是管他们吃还是管他们喝?无聊!此人长得挺白,而且面色红润,不是大美人,可也算中上等人才。可她对我的一番不合时间、地点、不合身份、不合内容的谈谈,竟惹起我直觉敌意,美丽的脸在我心中竟然变成了一张可厌的走狗脸。心想:她如此猖狂,不是国民党就是三青团。所以,这第一次的接触,我就明明白白撅了她个大红脸。我站起身就回到我的座位,因为我的声音很大,而且完全是一种打架的回击语言,已不是十几岁女生使用的方式了。我不怕别人的品评好坏,只为达到向在场人的警示目的--这是一个非常的学生。以后此人偷翻同学书包等等不齿行为,陆续暴露,完全证明了我的政治直觉准确无误。

病魔袭身,留级,再误边区行

1946年,将面临升级考试。历来我都是临阵磨枪的一级一级地升到了高中,期终复习对我非常重要。天气日益转暖,我竟感到身体极度的不适。每天上午到校,老感到浑身疲软;中午回家吃饭前都要趴在院子里的椭圆桌上休息半天,以安定心脏的狂跳,下午就发烧。这时爸爸早已没有了工作,居民的生活普遍下降。我家平时都是玉米面窝头,小米稀饭,拦苤蓝丝,白面只给爸爸和铁保吃。妈妈看我不吃饭,就给我买从小爱吃的夹肉烧饼,虽然这是对病人的特别照顾,可是从来也没有找医生给我治过病。同学伏云楚来看我说:每天下午发烧,应该到医院透视一下。我们家那边有市立医院,花钱不多。妈妈拜托她带我到市立医院,花了一元钱做了X光透视,确诊我得的是肋膜炎,其实就是结核病。虽然如此重病,可是似乎妈妈并没有把它当回事,既没有给我延医看病,更没有吃过什么药,对我这个病人,就是随我自便,更没有什么要求。学校上午考,下午就得复习第二天的考试科目,可是下午我就发烧,坐都坐不住。没办法,就请张彤和陈书云到我家复习。叫她俩坐在地板的凉席上,离我的床远些。我躺在床上,听她俩复习主要重点。最后考试结果是两门主科不及格,必得留级。

暑假,我病得更厉害了。突然高一的娄玉荷来找我。她是全校学生中的名人,会木刻、会导演。1945年初夏,国际劳动节,学校组织了一次文艺会演,规模不小,其中就有娄玉荷导演的苏俄话剧夜未央。那次演出的还有彩装京剧的四郎探母以及其它节目。从春天穿棉袄时就开始了排练,在各班找演员,给我派了一个商人角色,就两、三句话。我自小就上不了台面。登台演出可真是我极大的精神负担,心中八百个不愿意,可是我明白,这个破天荒的演出并不一般:虽然说这个劳动节是美国芝加哥工人在1886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胜利果实,1889年各工人领袖在巴黎开会确定的节日,但它并不是各国的官方规定。日本人统治下,从来没有放任学生搞过这种集聚人群的活动。话剧夜未央又与世界上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有连带性,因此娄玉荷在全校名声大振,威望极高。她可从来没有来过我家,因为我已很少出屋,第一次没有外出迎接来客,而是请她自己上的楼。她很直接通知我立即去边区胜芳,我问她有谁同行?她说就我一个人。许多细节都没有交代,我的病她似乎一点也不知道,所以一句话也没有问,就匆匆离去。我盼望已久的边区!再也不能放过这次机会,更不能提我的病情,免得节外生枝,所以我也没有向她提什么问题。我一个人坐火车去过北平,可是没有去过乡下,心存忐忐。我又不知怎么找郑大姐,于是我决定去找戴心玉一起同行:一来有伴;二来我两人都有那次去边区被弃的挫伤。下午,我骑车去找戴心玉。过去很快能到达的路程,竟然弄得我疲软无力,用了双倍的时间。到达她家之后,她给我开了大门,一看我就说:你怎么啦?快进来,李茹凤正在这儿呢。我一进屋,立刻坐到床上,以便平稳狂跳的心脏。因为已经是下午了,又到了我每日发烧的时候。身体衰弱的表征,屋中的李茹凤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你怎么了,累成这样?我说:我每天下午就发烧,骑车累的。我和她们说:叫我去胜芳了,我来找戴心玉作伴,一块走。李说:边区缺医少药,三天两头跑情况,你这样怎么成?我都和人家说好了,怎么能失信。我和她们说说,戴心玉这次也走。这一趟骑车的考验,令我对李说的那些跑情况的事,倒真的没有信心了,走都走不动了,还怎么跑!最怕的失信问题,既然得到李的承诺可以化解,我也就放心了。这次不能去边区可全是我自己的原因,不能再说是有什么人好恶干扰了。直到这时,我仍旧只感到友情对我的温暖。回家的路上,虽在仍疲惫无力,但那个失信的包袱解决了,心情就好多了。

转学,发展民青成员

我必需同步和本班一同升级,既便有病也不能休学,更何况留级。不如此,我怎么和原班同学继续交往呢。正好陈从敏要向她妈妈的学校转学,她就我我一起转,且免去入学考试并获得入学后可予免修体育的承诺。1946年9月,我就由省女中转入成义中学高三,学校离家更近了,顶多五十米。

在一个天气已经凉爽晴朗的早晨,郑大姐来告我,民主青年联盟成立了,决定正式发展张彤加入民主青年联盟。第二天,我在街上等陈书云,请她给张彤带话,按约定日来我家。

也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郑大姐在我的房间里,正式代表上级谈话,张彤于1946年由我介绍,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她是我在地下发展的唯一的民青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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