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到北平_美学家资源新闻_雅昌消息

2020-03-19 01:30 来源:未知

无声饮泣的新室友

新室友中有一位山东女孩,叫谷静仪。微黑,但五官标志,身高约一米六左右,身段真是黄金分割线的比例。和人说话,一定伴随着甜甜的微笑。此时,嘴角必然出现一对小而深的酒窝,比那种在脸庞上的大酒窝更惹人喜爱。她在北平没有家,未婚,所以住校。可未婚夫是中尉军官,个子中等,一米七以上,不到一米八。白净脸庞,五官清秀,精神焕发,典型的南方人。姓罗,与教员见面时都是色肩搭背的亲昵无间。经常来学校看谷静仪,可是每次来时,谷静仪常常怒容相向,罗则温柔软语地委曲求全。走后,谷又暗自流泪。李春已走,我要找新友。看她有难言之隐,我就常常和她同进同出,以解她到新环境的孤寂。

天气冷了,星期天,北平没有家的就是我二人。那天,她的未婚夫不知为何也没有来。两个人都不想出去吃饭,我说:咱俩也过个真的星期天吧!她说:好!我说:咱俩先凑钱,一人一半公平合理。我平常花钱很节省,但和别人一起时,决不占别人的便宜。妈妈就是这样,自己家过日子挺节俭,来了人就很热忱,不吝啬。我和她凑好钱,也不怕冷了,两个人到伙房借了一个酒瓶,到新街口买了半斤白干,一小包熟猪头肉,一小包煮花生米,半斤大饼。回到宿舍,把炉子捅旺。用茶杯把酒热了一下,用饭碗分开,两个人有滋有味地过开了真的星期天。借着酒兴,我俩山南海北地聊开了,家庭、爱好、做人等等,当然不能谈政治思想。我又说:大家伙儿都说你的朋友对你很好,你怎么对人家老那么凶?她才说:我今天和你说了,可你得发誓不能和第二个人说。我说:我可不信发誓,你要信得过我,你就说;信不过,你就别说。我只信诚实、守信。她又喝了一点酒。还没说话,就泪如雨下。边哭边说,原来她是山东人,后来学了护士,在医院里认识了罗某,家里不同意她找南方人,更不同意找军人。罗某本人条件不错,对她又坚忍不拔地追求,她终于同意了。罗某调到北平,二人私奔同行。到北平后,未婚先孕,但老不能像百姓那样真正地随意自由结婚。没有职业,又不能马上结婚,为了掩人耳目,只好到这里上学,暂做栖身之所。怀孕已经一个多月,老也不能正式结婚,是不是他要变心?再拖延下去,纸里怎么包住火?孩子要不要打掉?说到悔恨无助的悲痛之处,竟然放声痛哭起来。我怕她的哭声引出麻烦,可一想,这不是喝酒嘛!撒酒疯的人只要不沉睡,除了动作失衡外,说什么,他自己都清楚,骂人摔东西,都为发泄心里的郁愤,酒醉可推脱一切的猜疑。就叫她痛痛快快地撒撒心中的积郁吧,我一直不吭声,等她停了哭,才开口安慰她。我说:据我旁观,他不会变心,否则,他老来看你干什么?他来北平时间不长,人、地两生,办事是不是还有难处?你问他了吗?她一愣:每次光顾催他,可没好好的问他是什么原因。她好像豁然开朗一样,开始有了笑容,我又看到那两颗迷人的嘴角小酒窝。

过了一些日子,她告诉我,他们过了年就结婚。

我回天津过年,二哥也回来过年了。我没有工作,自然不能开口向家里要份子钱送礼。想来想去,我决定亲手做一件礼物送给谷静仪。我把一块家里给我当围巾的明黄色绸子熨平,剪了一个交叉的双心硬纸壳、又用硬纸壳掏刻了一条羽翼的箭。先在报纸上试验:用洗净的废牙刷,蘸上红墨水,离纸样子半尺多,用一根筷子拨牙刷毛,使墨水做雾状弹向纸样的周边,拿开纸样,一个空白双心,就清晰地展现在红色的细雾之中。我反复操作几次,技术就娴熟了。这个签名巾,得到二哥的衷心赞赏。

回校后,谷静仪结婚,我是她唯一邀请的同学。而大放异彩的正是我送的自制结婚礼物--签名巾:第一,每个参加婚礼的人,都要先看到它,而且绝不会疏漏;其次,这是我自己动手制做的,注入了送礼人的满腔情意,比买的礼物更脱俗;第三,当时婚礼中,还不时兴签名,用绸子签名的实属罕见,新颖别致。谷、罗二人见到我时,还特意向周围的人介绍,我就是签名巾的作者。婚礼是在东四一个大院的礼堂,参加婚礼的除去几个穿便装的,人还不少,有一百多人呢,几乎99%都是国民党军官。真没劲,呆了一会儿我就告辞回到学校。

她们婚后,特意邀请我到她们家做客。地址是在东西五条,大门的牌子是什么中华社会经济研究所,院子很深,院中有个小院。凸出的是院里除去有南北两排房外,还有一座二层小楼。朝院子这一面是圆的,通体的玻璃窗,北平这种建筑物罕有。谷住的是一间小北房,虽然采光好,但小得不到十平米。迎门除了一张双人床外,用条凳搭了一个架子,摞着两只红色的新皮箱,露出了新婚的喜气,其它的家具似乎都是凑的。进门右手一张椅子,再靠右就是一张一头沉书桌。桌上有一块绿绒衬垫的玻璃板,玻璃板下,什么也没有,只压着一张四寸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粗眉大眼的四、五十岁人。她俩人的地婚照挂在床头。我进门后,罗表示很热情。谷提着暖瓶出去打开水,一般情况下,我必然要陪着她去打水。可我心中警惕十分:这是个军事机关,更是个情报特务机构,绝不可乱窜,给人以口实。何况罗陪着我,离开于礼也不合。寒喧几句,谷还没有回来,他突然敲着那张照片说:这就是大特务头子戴笠。我不知戴笠的长相,可他的身份和死亡我当然知道。你罗某的底细我毫不清楚,你和这陌生人谈这么敏感的政治话题干什么?我是孟良玉吗?于是我给了他一个不接茬。没有反应,他也无法继续发挥了。正好谷打水回来了,一幕尴尬的场面才未发生。他出去后,我和谷说:你们住家的,还可以打开水呀。可以。你们这院真清静。她向小楼呶了一下嘴,小声说:那里就是电台。这就是国防部二厅的电台所在地?我可不能顺风撑船地向谷求解,一求解,就将掉入术中。反正电台是你说的,我可没打听,我还是不接茬以示对此毫无兴趣。她拿出糖果,聊了一会儿,告诉我,婚后就不到学校了,要我以后来找她玩。

我向天津徐汇生进行了趣闻轶事的近况诉说。

快报小试水

五期生进校后,有的班要求组织学生自治会。我班潜伏的进步学生也趁机活动起来。和别的班一样,也组织了学生自治会。设了好几个下属部,文艺、体育、生活等组。我的字已经名声的在外,又有完整的高中学历,所以墙报非吾莫属。我成了总编辑,兼出版。就是用稿、改编、手抄、排版系列完成。自治会的主席具体是谁,忘记了。可我记得有一位走读同学叫胡枚园,因为用稿问题和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现在推理,能和总编辑争长短的,也就只能是主席了。

矛盾的原因就是用稿问题。学生会的发起,可能胡枚园功不可没,不然住校的同学不会选他。在出创刊号时,他主张用社会上的民主、自由等内容。我坚决反对,我要把它办成文艺风格的。

我认为在这时组织起学生会,来之不易,要珍惜它。不要还没站稳脚跟,就夭折。虽说创刊号应当开宗明义。但要开什么宗?明什么义呢?这个工程乙班的学生会要争取国家的民主自由吗?当时我还不懂思想上的左倾、右倾的说法,但我觉得不适宜:首先,环境不适宜。孟良玉事件后对这个学校的背景,一般的人都心明眼亮,岂能鲁莽从事?其二,对象特殊。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为谋生、找事由而来,而不是为了谋求国家光明前途。其三,时间短促,树立建国大目标,三言两语绝不成。我们的学程已过半,谁来继续前进?但是,我的这些想法对胡枚园也不能说,谁知他是什么人?这个环境下主张明目张胆地唱民主自由,无异飞蛾扑火,不唱就不能争自由了?如此不计后果的主张,他难到不可能是那种红旗份子吗?后来我就以辞职做为条件:墙报就得我拍板,我在这内部斗争中得到其它人的拥护。

天凉了,但还没有到升火的季节,我到传达室看有无我的信件。魏老爷子说:来的信,我还没看有谁的,葛老师一股脑全拿走了,有没有你的信,我也不知道。这可如一声闷雷:学校开始检查信件了。我到北平后,和很多同学都有书信往来,几乎我每天都有来信。都是友谊情感的一些倾诉,唯独顾虑的是徐汇生的来信。我怕他那些术语泄露天机。平常都是我不定期给他写信,更没有约定过通信的时日,万一这批信中有他的来信怎么办?我决定把此事公开化。我到男生宿舍门口,叫出杨君明,说了此事:这种检查信件的事犯法,开了头,以后就没完,哪个学校敢查学生的信?杨进去后很快出来,叫我进屋。我第一次进男生宿舍,一开门,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袭入鼻腔,竟然叫我闭了一息气。屋里七、八张双人铺挤得满满的,两个窗户被堵了一个,只能采光而不能透气。因为冷吧,有的人还呆在被窝里。起来的人被也不叠,乱堆在床角。屋子中央,由四张二屉桌拼在一起。桌上堆满了无线电零件、电烙铁、线圈、电线、锡盒以及茶杯和没有洗的饭盒,还有烟碟中发出死烟灰熏人的臭气。这一切与女生宿舍的清爽判若一地。我进去站在桌子旁,杨君明叫我坐到床上,我婉言谢绝,仍旧站着。我把事情说完,群情激愤。我提了一个建议,由墙报组,出一个快报,作为新闻报导,不写评论。几个住校的自治会成员,一致赞成,并集体承担了责任。

自治会的纸、笔、墨、彩,都在我那里。我回宿舍用一张粉色标语纸写了快讯 来信全到训育科受训去了!!!贴到了楼下十字走廊的布告栏上。

意料之中,很快,葛老师叫我到训育科,黑着脸问我:布告栏传单是你写的?是!谁叫你写的?我自己写的!你为什么写这个?这不是新吗?我是墙报纸的总编辑,写新闻嘛!有这么写的吗?那,怎么写?我是学生,不会才当学生呢,你是老师,你教我一下这种事应该怎么写,以后我好改。因为里面是否有我的信,并不清楚,我就不能把自己放在被害者的地位上抗议,他也没有否认检查信件的事实。我看他已理屈辞穷,为了不使矛盾激化,就和他耍了一会儿贫嘴,说自己以后多学习,给他下了台阶。我毫发无伤地达到了公开校方检查学生信件的目的。

戴心玉乘机进校

1948年初,学校又同步招考的第五期通迅班。成分更多元了,除去社会失学失业青年外,还有东北来的逃亡学生和逃避苏联军队在东北违反军纪的妇女、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的被打击家庭的子女。这时,戴心玉从边区回来,要找掩护身份,乘势进了学校的通迅五班。

这个班人数更多了,几乎七、八十人。但青年学生比例也增加了,讲和平民主的气息也跟着吹了进来。住宿女生增加到十六个人,连进门的小屋都添满到三个上下铺。为了方便,我和戴心玉搬到门口的小屋,住在上铺,另一位是北平著名的贝满女中的同学陶悦珍。我们三个人的铺连成了一个悬空大炕。青年学生多了,就有了择善而从的余地,当然还是从建立感情入手,而入手的前题,是对方不讨厌你。分析后,戴心玉对刘叙青,我对陶悦珍。细致、稳妥、耐心、长久的工作按下不表。

戴心玉为人善良纯净,心无旁骛,在学校数学成绩就一贯名列前茅。因为心静,实打实的高中生,写字快,很快抄报成绩就列入前几名。我和她是光明正大的同学,所以我二人同出同入也就顺理成章,无需避讳。

朱葆文不知我已入党,来北平时,为了帮助我开扩活动圈子和生活上照顾,除樊裕仁外,还介绍了北大工学院的学生顾季龙相识。第一次考正规大学时,就由他把我安排在工学院女生宿舍住了几天,没考上。工学院在祖家街,离我们这很近,但我过去并不常去。

一天,戴心玉突然发烧了,生活上照顾别人,是我的弱项。但对她我可负有责任,找谁帮忙呢?我二哥除去送来这里外,我都不知怎么找他,攀裕仁走了,任玉萍我根本不熟,而且住在西四,只有顾季龙住得最近。对就找他。到了祖家街,顾季龙的宿舍中只有他的室友严福如一个人。我把情况告诉了他,请他转告。我回学校不久,他就赶来了,随身还带着体温计,一测38度4。他骑车出去买来阿司匹林,一直守着戴心玉退烧后才回去。天都黑了好久,也不知几点了,但是大学门卫并不森严,学生回去晚了只要认识,都给开门,有时通宿都不关门。戴心玉好了后,为了感激,我俩一块到学校拜访顾季龙。因为近,北大是民主的摇篮,到了那里,真是两重天。因为我和戴不是一个班,上课后活动并不同步。戴经常一个人到北大拿回一些书来看,我们的悬空大炕发挥了超群的优势:下面的人如果要侦查什么,因为炕大,既便是高个子也得爬上去,绝不能不留痕迹,这可增加了不少安全性。戴心玉就常在上面看《安娜》、《罪与罚》、《红与黑》、《白桦》等小说。我只看了《罪与罚》,我不太爱看这类书。慢慢地我发现他们二人的交往甚密,以至有被排除在外的感觉。如果谈恋爱,谈就谈呗,何必背着我?我又不会破坏你们。以后我才明白,顾季龙性格特点如此,不值一提的事,都要弄得神神秘秘。背着我是他对戴心玉的叮嘱和要求。

回姥姥家

1948年7月,毕业考试结束。我又得一个奖学金名额,经济上毫不济事,象征而已。其它的班还在上课,毕业证书还没有发下来。

在此同时,学校又大规模地介绍工作。还是军、政部门,我们班谁报了名,我没打听。杨君明来找我商量,我说:我不报,咱们学的是工程系,你不像我什么也拿不起来。你的实验都能自己装收音机了,毕业后不会开个无线电修理部吗?到那种单位还有什么自由?写信都得叫人家检查。杨君明是热河人,老家解放了,土改划的是中农。他在北平住在姐姐家里,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性格随和安稳,人缘甚好,学习中可以看出来是个内秀之人。没谈过政治,但一年来的观察,他是个正义感挺强,更非卖友求荣之人。可惜,这次他还是报了名。据我推测,他姐姐家并非富裕家庭,作为男孩,他急于摆脱寄人篱下的处境,解脱姐姐的困窘,故而饥不择食了。

8月初,徐汇生来信,叫我速回津到姥姥家去。我欣喜若狂,因为戴心玉在校,把一切交代给她,马不停蹄立刻回津。同时写信回复给徐汇生我到津的日子。听说我要回天津,有的人说:等毕业证书发下来再回去多好,少花车票钱。我说:家里有病人,过些日子再回来。我心里说,什么破文凭。以前等,是我想在北平呆着,去姥姥家才是我等了好几年的愿望,戴心玉当然明白我的底细。

回到天津,徐汇生没有来,我只能等。一天下午,突然成义中学比我矮一班的男生程玉树来找我,他和刘其英是一班。那次在我家联欢,大唱黄河大合唱就有他,此人好开玩笑,就算熟悉吧。

他找我有什么事?进了屋,我给他倒了碗水。安定下来说:今后的组织生活由我联系。我当然意会到,他是接替徐汇生。现在组织上想叫你在你家建立个电台。这可大出我的意料:不是叫我回姥姥家吗?在我家建电台可不成。我学的是工程系,电台是通讯系的。我学的也不行,根本连真电台什么样都没见过。弄不好露了,怎么成。他倒没有勉强,因为他比较熟,我决心把一些弄不清楚的术问明白,什么叫组织生活。我心想,我一直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不成三,怎么叫组织生活呢。他可也一愣,似乎我怎么连组织生活都不懂,但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定义。这样,我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地过了几十年不言而喻的、不同的组织生活。

江西快3,在下一次的组织生活中,他告诉我,决定还是叫我到解放区。他可比娄玉荷细致多了,他叫我自己起个化名,然后把一切善后工作都谈了:在天津、北平,有没有可以联系的对象,这些人的情况。我提供了两个人:一个是陶悦珍,一个是戴心玉的妹妹戴如玉。如果杨君明是不报名,我也会向程玉树推荐的,可惜了。

谈完情况,他决定和我同回北平,认识陶悦珍。

我俩再回北平时,应聘之人早走了。我把程玉树介绍给陶悦珍。到传在室拿了几天来的信,当天赶回天津。有一封杨君明的信,信中后悔没有采纳我的意见。现在都是军事化生活,一失足成千古恨。对,日本人都打走了,打内战一般人躲兵役都躲不及,你一独生男孩还自投罗网干什么,悔之晚矣。

到家后,我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写了很信,望眼欲穿地等程玉树的消息。搬着《辞源》起名子,一个也不中意,撇开《辞源》自己起,我知道去过边区的都有化名。比原名都好听,既脱俗又革命,我也要起一个脱俗革命的,而且写起来还要好看醒目的名字。最后就起了一个叫起来带有古文之乎者也虚字中首座之,写起来像飞翔的蜻蜓,含意国家江河平静的名字。

我把起的化名告诉程玉树。他可是个周到细致的人,告诉了此行的目的地和路线。叫我坐火车先到陈官屯,过封锁线后到沧州北门,找铁道队,以后的事就有人管了。过封锁前准备好说词,就说到姑姑家过暑假。并答应送我上火车,可有像1946年娄玉荷那样嘎叭脆连找谁都不交代,扔下一堆狐疑,匆忙而去。

经过那次夭折的延安之行,我知道四嫂的口风严紧。怕家里乱找人,惹来麻烦,走的前一天,我告诉了四嫂。

第二天早上,家里人大都没有起床,只有四嫂起来送我。我用布包包了几件衣服,把二哥给的派克笔带上。穿着蓝大褂,带着平时积攒的钱,开了大门,迈出门坎时,四嫂给我两个袁大头,说:我就这么多。我也不客气,接过来,道声:谢谢!快步离开胡同。背着家里出来,没有多余的钱。就是这两块钱将我安全尽早地送到目的地。

下乡的火车

到了火车站,看到程玉树推着车在约定的树下等我。看我来了,他就把车用铁链锁到另外一棵僻静的小树上。他向我要了车钱去给我买车票。太便宜了,去北平的车可比它贵几倍。大约八点多开车,他把我一直送到入站口,等我进了站。

上车后,我打量周围:车厢比平津路上的车低一等;乘客乡下人居多;车速也慢。三个人的木条椅,因为人多,有的人就地坐在包袱上,带什么的都有。我坐在靠走道的位子上,可是心中很不安,因为乘客与天津、北平的人那个劲都不同,好坏人闹不清,尤其是怕有化装的特务盘问。在火车的滚动中,我脑子飞速活动,设计各种的盘问和答词。这个担忧并非我自寻烦恼,而是程玉树曾经说过,在封锁钱两侧的区域,双方都有化装成对方的人员。说白了都有情报员,城里人到沧县过暑假,在那个还不兴旅游的年代,就个别。虽然开车了,可我的精神并不悠然。

这时,中间那位四十多的人开口和我攀谈了:您这是去哪里啊?沧县!是回家,还是走亲戚啊!看我姑姑。我从天津上的车,所以我这时改说天津话了,答完这句话,我就觉得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不成了他审,我招口供吧。人想事的过程可比说话快。于我不等他再问我,我就反问他了:您去哪儿?离沧县远吗?在哪儿下车?你没来过?当然没来过!这趟车就到陈官屯。那我下了车怎么走?都得过卡子口,过了卡子口,就有大车了。旁边的人也插进来说话了。他们互相一攀谈,我就淡出了,旁边那个人似乎也就不像特务了。从他们交谈中可以听出对两侧的物价有明显的评定:那边的粮食便宜,物介稳定,老百姓不受气。我听着听着,刚上车的不安和狐疑大减。不知过子多少时候,车速慢慢地减下来,咣当一声,车停了。车厢里的人乱起来,收拾好东西的人争先恐后地下车,一点也没有北平人那种从容、谦让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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