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命局新转折_美术大师资源消息_雅昌消息

2020-03-19 01:31 来源:未知

江西快3 ,新校的高三,发动家庭新冲刺

新校高三就一个班,四、五十人,但是女生只有四人。我和陈从敏两个人,另一个是滦县人,乡音很重,与音乐萧老师同住在学校的一间宿舍里,和我同桌的是位打扮比较入时的小姐。男同学中竟有不少是被各校开除的学生,不乏由名校而来。有的人就是纪念一二一惨案游行时的带队人。这些同学中有些人,从他们在课堂上提问题的水平,可判断功课相当好;从他们活跃而无愧的坦荡表现,我当然也就明白了他们被开除的原因是政治因素。我仍然在病魔缠绕中,每天中午放学后,步行五十米就可到家的路程,也很艰难。我到家之后必得休息半个钟头,才能使跳动的心脏平稳下来。下午再去上课比上午更不好,要发烧。两节课下来,回到家里,只能放下书包,把自己扔在床上,延续发烧,再也爬不起来了。

这个男女合班的学校,我很不舒畅。感到精神压力极大,即使我没有病,也不会痛快。我和男生连话都不说,因为我坐在前排,四、五十人的人名和相貌我根本联系不起来。四个女生,除去陈从敏之外其它二人也和我差不多,很少和男生过话。开学有日,一天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省女中比我低一班的刘其英。她是该班考第一的学生,但我和她没有任何交往。她先叫我,似乎是专门等我一样,因为过去没有联系过,当然要寒喧问好,她说她被省女中开除了。现在过了开学考试期间,问我能不能托陈从敏到成义高二插班,我答应替她托请一下。挺顺利完成了,刘其英上了高二,成了该班唯一的女生,我才知和我一起进校的高一女生何香玲是她的表妹。

我正在病魔缠绕中,走了戴心玉,郑自珍也不来了,我只能等待。从身体和精神上都处于一种孤零零的状态。连一起转学来的陈从敏竟然不知为何也不理我了。孤寂之中,刘其英和何香玲姐妹二人的出现,成了我摆脱精神苦闷的及时雨。

这一段,我仍然回家就躺倒休息,心中想的全是边区,并不考虑我的病情。没有想到,我的身体竟然在没有医药、没有补养的情况下,慢慢的好了起来。现在回顾,中医说情志致病。可是情志也能愈病!绝非妄言:我不想病,病就不会变本加厉,反而被自身的免疫力克服。

这几个月,刘其英姐妹是我孤寂长河中的一股暖流,她们俩常常约我去她们的表兄朱葆文家中玩,当然玩的内容可就不是抓子了。朱葆文的家在我住的同一条大街的路北胡同里,离我家也不到50米之遥。他父亲去世有年,看来生活也挺紧绷。母子二人住在一间约十平米大小的北房,我们三个人进去,就把屋子挤满了。朱葆文可能和刘其英同岁,比我大两岁,比何香玲大三岁。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可能因为是独生子吧,在家中好像当家人,经常听他的妈妈问这问那,要他拿主意。我们去了谈国家大事、谈进步书籍、传阅小说。他活动能力很突出,认识的人很多,想看什么书,他都能给你借来。有一天刘其英突然当着他二人问我:你是不是正统?虽然我没听过正统一说,可我能意会她们是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绝不是问的民青。王金宝的谈谈和正统都不是学生语言,可凭我的直觉,二者的背景可有天壤之别。但是我一直是单线联系,纪律不客我暴露,所以我仍然是装傻:什么正统?这样她们也就不再追问了。以后又问了几次,我就是不露口风。一直到解放后,她们才明白地知道了我的正统身份。

居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何香玲的父、母亲又相继去世,在近农村的远郊,留下了只有三间北房的小院和少许浮财。她终究是个孤零少女,据刘其英说她经常断顿,亲戚也多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家庭,很难帮助她。我去过刘其英家里,的确如此,困窘之境触目可见。由于农村社会动荡不安,我家中也来了不少亲戚,除去大姐家全家六口外,还有叔叔和堂叔家三口,家中人口成倍大增。大哥也没有工作了,就到东北买日本人的和服,再到天津出售,以差价获取微利。妈妈和大姐常去三义庄卖皮衣,还揽了捡豆、做军服的外活。虽说家中生活水平大降,但是还没有断顿,每天的窝头和小米稀饭还能供应,不过这些艰难困苦的事,家中没有人要求我分忧,我只是观察而已。

这时,我搬到了原来大门口的屋子里。这间房是长条形,也就是十四平米的一间大房子。靠胡同一侧的墙壁开了两扇离地面高约两米半的二尺见方的小窗,如果从大门外面衡量就要有三米高。这两扇窗,天凉是不开的,只采光不通风。屋门开在紧靠大门的一头,门侧是仅开有一个单扇的窗户。这间房看来设计者是把它当做了门房和仆役们使用的,结构并不舒适,但我挺中意。这么大一间屋就我一个人住,位置在大门口,一转身就到了大门厅,对着门厅,院里有一个很大的绿色油漆影壁,遮住了外来人的目的。反过来说,外来人从大门进来,一转身进了我的房间,院里的人也常常看不见。从此,我就不再经过爸爸的窗户根,我来了同学也不再受家人的干扰。她们找我时,在胡同的窗下轻轻的一喊我的名字,我就会去开大门。屋子里陈设简单:一张挂着蚊帐的单人床、一个痰盂、一个木凳上放着一个淡蓝色带盖的搪瓷罐,晾着开水。屋里的重要家具是那张原来二哥和三哥用的双面写字台,因为它的面积与双人床不相上下,两间都有很多、大小不等的抽屉和小橱。在西开时,它曾在走廊里做过供奉神位的神案。搬家到此,其它的房子都安排不了它,这间房子可太符合它的身段了。我把仅有的书籍,全都分门别类地安顿在各个抽屉中,全屋子就非常利索,表面什么都没有。入住后,因为家里人太多了,所以我谁也不让进,成了家中的世外桃源。有时我看书忘了吃饭,姐姐给我送饭,我都从门缝里接,不叫她迈步进来。我不想开闲人入室的头,否则将来万一有人来,难免家里人会来看热闹,岂不又会惹来人的不安,再像郑大姐那样问要紧不要紧这个禁律,可是铁面无私,如果我不开门,妈妈也进不来,不要说别人了。

何香玲父母去世,孤女无靠,和我认识时还没有脱孝服,我曾给妈妈介绍过。她的父母过世,没有了家长也就没有人干涉她的行动自由了。因为她的家比较僻远,于是我就常留她住宿,叫她睡在大写字台上,点蚊香。吃饭时我就多拿窝头,后来妈妈发现了,什么也没说,反而多添了一碗小米粥并多夹了苤蓝丝。我有伴,她也减少了忧食之累,最长的一次,一连住了半个月的时间。小解就在痰盂里,大解就到学校或街上的公厕。

刘其英的高二班里人数很少,大约只有我班的四分之一。只有她一个女生,但她可不像我如此孤寂,也许她在家庭的地位,使她能从容不迫地对待各种环境,对各类人员也能应付自如。她与班里的男生相交融洽,功课又好,已然形成了学生的活动中心人物。她们班也有几个外校开除的学生。因为我房间宽敞,家庭中无人干扰,她提出利用我的房子组织同学活动。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冲击一下我这古人男女不同席封建家庭的容忍度,以开辟今后的自由。星期天,天气睛朗,我准备了茶具,自自然然地声称招待男女同学来访。还要求妈妈提供茶叶开水,妈妈居然全部照办。我心中大喜:这道家庭防线被我攻破。除去二哥明白地找媳妇,二嫂婚前来过我家外,没有一个哥哥往家中带过女性朋友或同学。我可真是家中胜利的革命者。何香玲因为家远,她早早地就动身,结果她倒成了到访的第一人,刘其英第二。她是总提调,能来几个人?是谁来?我也不知道、不认识。她来后,看我的准备工作没有受挫,三个人都很庆幸。茶杯和凳子少,我又搬来两张木凳,端来两个杯子。七点半左右该班四个男生结伴而来,第一次在我家开了一个男女生集会。没有水果、没有糖,只有茶水,但因没有大人干扰,在刘其英的提调下,几个人玩得很愉快。因为夏季的朝阳通过屋侧的门窗,洒满了我的屋子,温度已经提高了,我就干脆把门窗全打开,以营造屋中的空气的对流,达到减温。七个人竟然分三部纵情地唱了好几次保卫黄河。黄河大合唱中只有黄河怨,因为三个女生无此本领,没有唱。在我的家里出现如此壮观场景,是我的几个大学生哥哥们都没有做到的壮举,玩到十点左右才陆续道别。

捐款和毕业文凭

高三毕业考试时间,比其它年级提前不少,考完后,还需上课,等待颁发毕业证书。但过了不少时日,毕业证书就是迟迟不发。班主任是一位教课很优秀的国文老师,威望较高。动员毕业班的同学向学校捐资。同学们的捐款不很踊跃,不少人并不认捐。我和陈从敏已不过话,但是她对我转学的帮助,和在省女中对识字班的功绩,我都不能抹杀不顾。可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为此,我陷入两难之际。总计全班的捐款数额不很大,结果第二天,班主任又继续动员。气氛紧张得很,大有不认捐不能罢休之势。过去日寇侵占时期,上了这么多学校,都没有要学生捐款的。既然说是自愿为何如此软磨硬泡?都快下课了,僵持之势毫无减缓的征兆。一年来我第一次举手要求发言,经过老师允许,我站了起来:老师,干脆说,我们要缴多少钱,才能发毕业文凭吧!捐款直接和毕业证书挂了钩,也就把捐款的慈善伪装剥掉了。班主任是个很自尊的学者型老师,学生中威望也高;但完成这个与学生尖锐对立的任务,显然他拿不出不合身份的高招。我的要求一提出,竟然使尊敬的老师一时语塞,满脸通红。全班静寂无声,等待着老师的回答。下课铃声,在无声的课堂里显得格外响亮。以后再说,下课。结束了这堂对峙战,毕业班的捐资活动不了了之,我好像没有认捐。

择校

北平的公立大学我一个也没有考上。有些天津的私立大学我又不屑光顾,真正的原因是我想离开家,而只有到北平才能住校,达到离开家的目的。如果不上学,在家中吃闲饭,那么我就成了寄生虫,成为四哥第二。不用别人说,我也就自我降级了,我的后果就可能是找个婆家,被打发了。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经济独立;二是上学。以当时社会艰难的情况,有什么职业,可供我一个没有所长的18岁女孩择业?而上学,我就可以按照哥哥们上大学的先例,父母不论多难,也会供我上学。我就仍然可以在家中体面地、自由自地在、心安理得地进进出出招揽同学,做我的潜工作。于是朱葆文给我弄来了不少北平有住校条件的各种招生简章。最后选了一个天行无线电高级职业学校。这个学校:一、招收的是高中毕业生;二、设立有两个系工程系、通讯系。工程系三期毕业,通讯系二期毕业,第一期学程三个月;三、有男女宿舍;四、毕业生可由学校介绍工作。这可太像正式大学了。朱葆文说,他有个被工商中学开除的同学,已经在那个学校工程系就读,如果我去了就有人可以照顾帮忙了。

正在此时,突然省女中比我低一班的常玉琴到家找我。此人在校很活跃,口才极好,是全校讲演比赛的夺魁人物。我和她不是一个班,也没有接触过。1946年10月前后,发展完张彤加入民青,大约有七、八个月的时间,老家的人没有和我联系。常玉琴一来,虽然没有深谈什么内容,我可是心中明细得很。她说看看我,我说了一下身体状况和学校的事,时间不长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徐汇生来找我,问到我没考上大学的事。我说不能呆在家里,他说他可给我找事。给我留下一个地址,我心中挺高兴,他出面的事,当然是老家的事。按约,我到了那里,一个小院,一位胖胖的五十来岁的烫发女人带我进了屋子。房间虽然不小,但陈设得满满堂堂,陈设俗不可耐。屋里条案前的大师椅上坐着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抽着旱烟,见我进来了瞟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继续抽他的烟。那位太太随我进屋后,也坐在条案前的另一张太师椅上。虽然旁边还有坐位,但人家并没有示意叫我坐下,我只好仍然站着,可是我心中冒起了丝丝怒火:这哪里像对待同志的样子。那位太太发话了:徐少爷带话了,说你要在我们这谋个事。我们这里是被服厂,你可以做棉被下面她再说什么,我就连听也没听。等她说完,我就含着怒气告辞出来了。很明显这是徐汇生利用他的家庭地位为我找出路,并不是叫我做党的工作。所以我再也不去了,我又不是没饭吃,为何自找资本家的白眼。徐再次约会,我就把我去北平上学的决定告诉了他。到北平上学,家里不会反对。我取得了家住北平的音乐萧老师的允诺,可住在她家里参加考试,因为她家离校址不远。

我告诉徐,我到北平逗留的大约日期,约定了下次联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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