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广播台》:被洒脱化的1979年份?

2020-01-12 15:05 来源:未知

“文化研究联合课程”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课程,学生和老师都来自不同的高校,讲课没工分,听课没学分,但从2006年开始,除了2010年起因故中断了两年,两周一次,持续至今。参与课程的老师倪文尖自嘲:“我们有病。”另一老师毛尖接道:“所以梅尔维尔在《白鲸》不是说了吗,所有人类的伟大之处,不过是人类的疾病而已。灵魂也就是因为战栗了所以大了。”

1980年代果真是美好年代,还是把它过于浪漫化了?1990年代与现在的连接又是什么?这些都是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文化政治与当代中国叙事:近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及其未来指向”学术研讨会讨论的问题,研讨会围绕着学者张旭东两本英文专著《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和《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展开,两本著作中文版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5月5日周日的上海大学乐乎新楼餐厅,倪文尖、毛尖和郭春林围坐在一起,倪文尖一边吃饭一边看学生作业,旁边还有一叠上课参考资料。下午,倪文尖要上“文化研究联合课程”,他先要点评下铁凝的《哦,香雪》,然后继续上理论课——“表征”。倪文尖和毛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来上课的学生从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等各地赶过来,其他课程的老师也来自上海各大高校,所以这是一门“联合课程”。毛尖在其编选的《巨大灵魂的战栗》一书里称,上这门课“老师没工分,学生没学分”。刚刚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巨大灵魂的战栗》共收录了“文化研究联合课程”讲稿10篇。

1980年代对浪漫主义缺少警惕

未完成的“文化研究” 坚持的“课程”

张旭东教授在研讨会致辞中说,希望借着《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和《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两书的出版和讨论,能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讨论开拓出更多问题,“1980年代爆发出来的东西是什么?1980年代和1970年代的关系是什么?1980年代和‘五四’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这些都是张旭东教授两本书和这个会议讨论的问题。

倪文尖、毛尖、罗岗、薛毅、雷启立、倪伟、孙晓忠、董丽敏、张炼红等,还有他们戏称的“巨大灵魂”王晓明,他们这些来自上海不同高校中文系的老师从2006年起在华东师大上一门“文化研究联合课程”,学生同样来自不同学校,但“老师没工分,学生没学分”。毛尖把这个上“联合课程”的老师称为一个“共同体”,这群人或是王晓明的硕士学生,或是从本科就开始跟随王晓明,他们这群人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一起做事,习惯彼此见面。“课程最初的设想都是大家讨论的,当然主要原因是王老师的‘巨大灵魂’,”毛尖说,“上课的老师大部分是王老师的学生,倪文尖除外,他是我们师叔,虽然我们从来不把他当师叔。”倪文尖也说,联合课程的核心成员是王晓明1992年第一届硕士,其中包括毛尖、罗岗、倪伟。毛尖说,“1992年雷启立没考上,但他和倪文尖从本科就开始跟着王老师,文尖还是班长。”

研讨会从“重返1980年代”开始,第一位发言者、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把1980年代的故事拉到1970年代,蔡翔教授把文化史意义上的1980年代断代为1976年至1989年。在他看来,1970年代的四组矛盾影响到了1980年代包括文学在内的一些讨论,“1980年代终结了‘文革’的信仰,保留了‘文革’的某些脾气。”蔡翔教授在这里所说的所谓四组矛盾分别是:“文革”中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多元化和官方垄断;造反向变法的转换;个人与单位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蔡翔教授看来,“文革”中造反向变法的转换过程中,变法成了通俗化理论后才有了1980年代改革转折的可能性。而在中心与边缘关系讨论中,随着1970年代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知青才成为中心(城市)与边缘(最广大农村)的媒介,“知青可能摆脱中心城市的教条主义,把乡村问题反馈到中心。人口的概念才被呈现出来。大多数农民生活怎么样,大多数群众生活怎么样,这样的概念被拿了出来。人口概念凸显出来后,幸福的概念才会被凸显,最后才有可能重新讨论生产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1980年代的改革未必是自下而上的。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罗岗说:“小岗村是个神话,真正推动改革的还是国家。”

王晓明教授是这个群体的灵魂和核心,但倪文尖说,王晓明的领袖气质在于“我们是可以平等商量的。他是能被学生批评的,学生可以当着他的面批评的,有人还‘泪谏’王老师。”所以毛尖说,“我们这个学术团体是挺被羡慕的。”而倪文尖、罗岗这群人相互之间也是可以批评的,毛尖插嘴道:“罗岗总说倪文尖说的不对,结果自己讲的也差不多。”“我就喜欢戳罗岗的‘轮胎’。”倪文尖笑着说。

“美好”的1980年代这些年成了一个符号,但这些“美好”的修辞多半是基于个人经验和情感,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郭春林认为这种基于个人经验和情感的反思,有时候被认为是一种怀旧,“那是否这种对1980年代的反思是有问题的?”这种对1980年代的反思肯定存在着浪漫化的问题。“我对1980年代的观察是,对浪漫主义缺少警惕。”华师大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毛尖说。在她看来,现在对于1980年代的书写中,普通人是没有的,“关于1970、1980年代,都是‘人头马’在写,1980年代的文学主人公都是有身份的人,现在都是‘土豪’在写。”

“文化研究联合课程”最初与2000年前后王晓明的学术研究有关,当时他开始从事“文化研究”,同时国内也兴起了文化研究热。毛尖悲观地总结了过去十年的“文化研究”,“我觉得我们做文化研究,归根结底还是失败者。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想法也很多,但很多事情都没有继续下去。”倪文尖也表示,“这也说明文化研究太难了,对当代文化现象,我们已经隔代了,如果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就失去了本意。”不过在毛尖看来,唯有2006年开始的“文化研究联合课程”是持之以恒的事情,“在所有失败的事情中,还算一直做了下来。”“但所有这些事情都未完成,我们这些联合课程的学生中,说不定出个大人物呢?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倪文尖说。

在毛尖看来,1980年代里的革命异端人物成为浪漫的出发点,但最后没有革命只有异端,“这与1980年代对浪漫主义缺少警惕有关。”在毛尖看来,1980年代的写作对整体避开,只有碎片化描写,“没有完整的抵抗质疑,先锋派华丽写作和张旭东们华丽研究成了主流,华丽遮盖难题,华丽到我们看不懂。1980年代(有着)华丽的现代性抵抗,因为他们不华丽就没有进入理论视野和讨论的可能性。这样的后果是,当代文学尤其是电影用华丽遮盖难题持续至今。”

刚开始教室都搞不定

江西快3,1990年代还在延续

“文化研究联合课程”开始于2006年下半年,两周一次,星期六下午和晚上。下午上文化研究理论课,晚上是经典作品选读,每堂课大概有四五十人。用毛尖的话说,“常常,上课开始的时候是一天阳光灿烂的时辰,课程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文化研究联合课程”的第一堂课主讲者是倪文尖,讲课内容是“表征”。在2006年夏天,他刚刚摔了一跤,毛尖开玩笑,“那时候他腿还没有好,是由女学生接来的。”倪文尖也不生气,顺着玩笑说下去,“我生病的时候,毛尖喂我吃饭,当然薛毅、罗岗他们对我都很好。我想无以为报,他们都很忙,那我就去上课吧!”

蔡翔教授把1980年代推前至1976年,华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则把1990年代拉得更长,“1990年代还在延续,”倪文尖说,“我们的‘今天’,无论喜欢还是痛恨,都是1990年代开启的,某种意义上是1990年代带我们走到了今天,而且是回不去的。”

即便“文化研究联合课程”开始了,这个群体还为这个课程做过很多设想。“我还去安徽师大‘支教’过一次。我们当时的想法弄很大,我们在上海上课,还希望老师和学员像种子一样地播撒。但去了之后,理想与现实还是有些差距,大家都有些失望。我们把目标设得太大了,但能做的其实是很有限的。”倪文尖因为腿不方便没有去安徽,但他说,当时安徽师大那里希望有老师去,开什么课并不重要,“但我们看重的是学生。只要听课的学生中,有人受到启发决定来上研究生,我们就赢了。”倪文尖说,对于这门课王晓明有自己的目标,就是“认为这门课教做人,做有脑子的人”。“不过我还是认为方法论认识论部分可以教,是想让学生聪明起来。”

作家学者们热衷于谈论抒情化、浪漫化的1980年代,而通过重返1980年代生产出了1990年代,“1990年代是被重新叙事出来的。”华师大中文系罗岗教授说,重返1980年代就会发现,在1990年代,知识分子和文学已不在中心,处于边缘,“这些都是对1990年代准确而刻板的印象。”然后就有了人文精神大讨论,但人文精神讨论由最初知识分子的忧虑最后走向了査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的私人记录,“就是说,还是我们当年(1980年代)牛啊!”以这样一种重返1980年代的姿态进入1990年代的结果是,“1990年代(在)某种层面是负面的。”而这种“负面”的1990年代恰好开启了今天。罗岗说:“1980年代完全被历史化,1990年代无法历史化,1990年代却与我们当下与未来联系在一起。”

王晓明最初想法很多,“但王老师的‘巨大灵魂’经常乱颤,”毛尖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把灵魂弄得那么大!弄到最后,我们发现连上海都搞不定。刚开始的时候,连教室都搞不定啊。”

《东方早报》 日期:2014年1月7日 版次:A27 作者:石剑峰

“文化研究联合课程”从2006年起最初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上课,当时的教室并不固定,在毛尖的回忆中有好多次换教室上课,“理科大楼,文科大楼,传媒学院、对外汉语学院都上过,因为没有钱付教室租用金,所以上课地点都无法固定。”“老师和学生都有点凄惶感!”毛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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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困难的是学生。这些年,大学被迁得东西散落,每到周六,参加这个课程的学生就得从华师大闵行校区、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五角场的复旦大学还有上海师范大学等各个角落汇集到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路途非常遥远。所以倪文尖说,“上这门课最大的压力就是,让学生那么远来了以后,要让他们物有所值。”来听课的学生,主体是这些上课老师的学生,“我们不发动人,不强求自己的学生一定来。”倪文尖说。学生以中文系学生为主,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学生,也有些其他系的学生偶尔来听,有些学生甚至毕业了,甚至成了大学教师了也来听。上课的内容有文学、电影经典解读,有文化理论研读,还请蔡翔介绍198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相互之间上这门课,还是有些竞争性的。但尽管我们相互之间有很大差异,但是有共同目标和情怀。”毛尖说。

每个老师不同上课风格

几个老师的讲课风格各有不同。毛尖称赞倪文尖的上课效果最好,罗岗是一个人讲下来,不和学生互动,他的气势是凌驾于学生的;倪伟上课有些沉闷,但是内容是实打实的;薛毅是写好背出来的;王老师是要学生举手的。在《巨大灵魂的战栗》中,有一篇是王晓明解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讲稿,整理者很好地还原了当时王晓明上课的情景:

“我先提一个问题:今天在座的,完整地读过这部小说的有多少,能不能举一下手?不到四分之一啊!其他同学是从来没有读过,还是读过部分的?……大部分都读过啊。我再问一个问题,在最近两个礼拜里重读或新读这部小说的人有多少,哪怕只是读了一部分?……不到十个人?”

说到自己,毛尖说,“我是上课很紧张,语速太快了。人家3小时的课,王老师要讲5小时,我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我有一次上课问学生,‘你们听懂了吗?’有一个学生说,听是听到了,但没有一个字是听清楚的。我气得要死。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呢?’学生回答:‘你又不给机会说。’以前王老师上课还结巴呢!”2006年讲课时的毛尖还紧张得语速奇快,7年过去,倪文尖称她已经很会上课了。他们中很多人也在这七年中,从青年跨入了中年。

君宁现在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生,她从2007年起连续上了2年时间。她回忆,开始是她的上大导师孙晓忠老师叫他们去听,“后来会坚持是对很多课程内容都有兴趣,周末也可到华师大一游,就一直去。” 华东师大毕业的薛羽也上了这门课,后来她居然成了《巨大灵魂的战栗》的编辑,她从2007年开始,基本上每次都参加,“因为我负责开门关门,理科大楼的教室钥匙在我手里。我的导师、导师的师兄弟姐妹、导师的导师都上这课,当时的题目都很有意思,而且住在中北本部。”同样在出版社工作的马睿毕业于上海大学,她参加这门课程坚持了整个学生生涯,即便毕业后还经常回去听课。在马睿毕业论文后记里,她提到了联合课程这批老师和同学,“我很幸运,认识了这批‘善良、真诚、热情’的老师和同学。”

对于这些老师,马睿说,大家来上这门课很多是因为里面有自己喜欢的老师,“比如倪文尖,记得一次讨论有同学还讲出来,‘人人都爱倪文尖’。”君宁则回忆,“我们那时都觉得罗岗和倪文尖放一起像狮子王里的彭彭和丁满,”谈到毛尖,君宁的印象也是她上课紧张语速超快,“她上课时和平常说话的状态大不一样。那次讲电影戈达尔、费里尼,我特别惊讶她居然会紧张。”说着说着,君宁说,这些镜头都好像在眼前一样。

在联合课程里的2年,君宁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坐767B换909从上大到华师,来去都要两个小时,“晕车很想死。我们理科大楼上课,座位有限,我总是会提早去等门,坐在楼道看书。有一次课后和王晓明老师打招呼太激动,把水杯落在中北校区。”薛羽的印象中,最难忘的是罗岗讲卡波特,“最后大家就什么是文学性,如何进行文学研究争论起来,搞得老罗后来不讲文学作品了。”“王老师有次讲‘文革’,课堂上的辩论也很激烈。”君宁说。

学员结成友谊共同体

在“文化研究联合课程”的那几年里,所有老师和学生都会回忆2008年的“小跑事件”,“小跑事件”成为他们人生记忆的一部分。所谓“小跑事件”是当时联合课程的师生一起资助云南的一个孩子,接着汶川地震就来了。围绕着“小跑事件”和汶川地震,这些老师和学生一起做了很多事情,毛尖说,“大家也因为这些事情结成了一个共同体。”

后来老师们还举办了上海大学文学之夜,前晚,作家孙甘露和王安忆参加了上海大学的第三届文学之夜。这也是那个时候的遗产。当时“联合课程”还开设了一个网站供不同学校学生在上面交流,“网站当时是薛毅自己亲自领导的,不分日夜在上面。”毛尖说。

毛尖感慨:“学生在这里结成了很大的友谊。离开联合课程毕业的学生,有时候会蛮怀旧的。因为很多不同学校的老师给他们上过课,可能会觉得每个学校都成了他们的母校了。” 倪文尖则认为“最大的意义在于,因为老师的行为,使得某些学生成为共同体的感觉,成为很好的朋友,虽然不一定是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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